外资银行国债期货 外资 国债
中国推出利率期货的意义
首先，利率期货将为商业银行提供规避利率风险的工具。
近年来随着汪氏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利率风险正逐步成为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以我国商业银行现有的风险管理水平，并不能很好地应对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挑战，而开展利率期货交易则可以极好地规避利率风险，从而确保商业银行更好地安全经营。从这个角度上讲，推出利率期货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股指期货。股指期货的最终标的物是股票，股票仅仅是以间接提供流动性的方式保障资本市场融资的正常进行。而利率期货则直接影响到所有有融资或者放贷需求的大型机构和公司，如银行、非银行金融企业、有贷款需求的生产企业等。银行贷款业务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流动性，因而利率期货较股指期货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更为直接，需求也更加广阔。
其次，利率期货有利于培育期货业的机构投资者群体。
利率期货市场与期指市场相比，有套保需求的资金量更大，套保资金会掌控利率期货市场，占据重要角色。多方、空方都有旗鼓相当的自然需求，因此不需要过多的投机资本金来弥补空白。利率期货本身的性质决定它不会是一个投机浓重的品种。而这正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期货业协会着力培育期货业的机构投资者群体的需求。
第三，利率期货的推出将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起到推动作用
利率市场化一直是我国金融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2000年以来，我国由开放外币贷款利率开始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但在一个仅有现货的国债市场上，要真正形成完整合理的利率体系是十分困难的。这是由于在现货交易的局限之下，国债现券交易具有种种缺点和不足，例如交易成本高，对市场反映不敏感；市场分散，形成的利率缺乏权威性；利率仅能反映当前市场状况，而无法对未来的利率水平进行预测等。
而国债期货作为利率期货的一个主要品种，其在交易中形成的利率，则超越了地域的限制，是真正由市场形成的利率。并且不同期限的国债期货交易价格则代表了不同期限的市场利率水平，从而形成了国困神散债现券难以完成的完整的利率体系。另外，在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规避其中带来的风险显得愈加迫切，而利率期货则极好地迎合了这一需求。
第四，有助于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国际化，外资银行进入国内的市场限制逐步取消。国内银行即将在同一水平线上同外资银行展开全面的竞争。但面对更加复杂的市场，长期处于温室环境下的国内银行明显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在当前环境下开展利率期货交易，可以为国内银行提供避险工具，丰富其风险管理的经验，从而有效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利率市场上的话语权。
目前中国有人民币国际化的诉求，而创造一个国际化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创造以人民币主导的收益率曲线、建立利率期货，可以帮助中国在不降低人民币“含金量”的前提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
由以上种种理由可以得知，开展利率期货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目前我国是否具备了足够成熟的环境来将这种新的金融产品推向市场呢？答案是肯定的。
正像文章所曾提到的，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正以放开大额外币存款利率为第一步，逐步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如今经过十几年的利率改革，我国在利率水平、利率结构和利率机制的调整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从宏观经济环境上看，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政府的金融监管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已初具规模，商品期货已发展超过十年，股指期货也推出了近一年，积累了足够的监管经验。而从微观环境上看，我国的国有企业、商业银行已经具备了对于利率市场化所带来风险的承受能力，在市场环境中对于利率的敏感性正在不断增强，而内部管理体系也日趋完善。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上看，美国和日本都在利率市场化进程完成之前建立和发展了国债期货市场。国债期货市场在瞎乎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之中，正是建立利率期货市场的良好时机。
那些外资银行已经进入中国
从中国加入WTO以来，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发展十分迅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外资银行的营业机构进一步增加，到2004年10月，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62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204家营业性机构，其中包括外国银行分行163家，其下设支行16家，独资与合资银行及财务公司14家，其下设分支机构11家。此外，外资银行类机构在中国还设立了223家代表处。2004年底，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在华外资银行机构已达105家，版图扩展到18个城市。
其次，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发展明显加速。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WTO到2004年，外资银行的在华资产总额增长了54%，平均年增长18%；特别是2004年，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大幅提高，到2004年10月末，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达5533.9亿元，同比增长41.44%，约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1.8%。再次，外资银行贷款迅速增加。到2004年10月，外汇贷款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外汇贷款总额的18%左右，贷款总余额已达2 674.16亿元。另外，外资银行的服务品种日趋多元化，到2004年10月末，外资银行在发展自己的过程当中，已经可以向中国的市场投放 100多个品种的产品和服务，这相当于原来国内商业银行投放服务品种的3倍以上。
2.享受的优惠政策外资银行在进入中国过程中，中国政府给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近两年，我国政府赋予外资银行更多的优惠条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扩大外资银行进入的区域范围，从2004年12月2日起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扩大到昆明、北京、厦门、西安、沈阳，使开放人野孝物民币业务的城市从13个增加到18个。
其次，建立西部绿色通道，对于外资银行在西部和东北地区设立机构和开办业务的申请，在审理时将设立绿色通道，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审批。并且，允许外资银行从事代理保险业务，外资银行经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备案之后，在其已获准的客户对象和业务范围内，按照相关的规定，从事代理保险业务。
再次，进一步放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资格条件，在坚持审慎标准的前提下，加快对外资银行设立同城支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及衍生产品等业务的审批，为外资银行在华慎亮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二、外贸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挑战及我国银行业的对策
(一)外资银行的优势
外资银行比中资银行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具体表现为：(1)外资银行作业方法遵循的是国际惯例，基本上不受政府干预。我国商业银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无法摆脱政府指控干预。(2)外资银行规模庞大，资金实力雄厚，资产质量优良。仅花旗集团的资产就达7 0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的总和。又如美国商业银行目前的不良资产比率是0.67%，而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无论以哪个口径计算都在它的30倍以上，大量不良资产已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和地颂液位受到严重损伤。(3)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机制灵活，富有生机，比较适应市场经济日益灵活多变的现实。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体制不健全，没有形成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符合市场需要的管理制度乃在形成与完善之中。(4)外资银行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多年，有着丰富的经营经验，提供的金融服务花样多，能较快地适应市场需要。(5)外资银行的软硬件设备优良，产品的科技化程度高。(6)外资银行在不少领域享受超国民待遇。在上缴利税方面，中资银行的总负担超过70%，而外资银行的综合税率只有30%左右；在购置设备方面，中资银行费用需从税后利润中支出且需上级部门审查批准，而外资银行却很灵活；在业务范围，外资银行可做外币投资业务。
(二)对中国金融银行业的冲击
因为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相比具有以上优势，所以，外资金融机构涌人中国后，也对中国金融业产生了一些冲击，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中资银行业务的冲击
在传统存贷款业务上，无论存、贷品种，中资银行均远远不及外资银行。在美国的银行除了我国现有的所有存款品种外，还推出了与投资相结合的存款(与日经225股票指数挂钩的2年期定期存款在存期内，日经股票指数每上升1 000点，存户即可赚取年利率2.6%的回报)及外币定期存款户头，允许存户在16种外币中免费随意转换等品种。同样，中国的消费信贷和分期偿还贷款等业务还尚待拓展；而美国消费贷款已占整个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20%，包括汽车、住宅、小额生活贷款，度假旅行贷款等。 2.对中资银行中间业务的影响
中间业务主要是指，担保业务、贷款承诺、金融工具创新、中介服务等，西方银行的中间业务从20世纪80年代始得到迅速发展，已成为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而我国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金融市场尚需完善，中间业务品种很少，档次低开办面窄、收益差，而且，在我国曾经出现过的国债期货、外汇期货、股票指数期货，都因投机过度、交易不规范而停办，目前，只剩下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市场；同样，我国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发展也非常缓慢。预计在中国加入WTO 5年之后，外资银行在外币存款和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分别升到15%和10%左右，外资银行的外币贷款和人民币贷款的市场份额将分别达到1／3和15%左右；外资银行中间业务则可能超过50%，并且，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生产品交易业务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 3.对优质客户的争夺将削弱中资银行盈利能力
外资银行的目标客户是跨国公司、国有企业、政府机构和公用事业公司等潜在的优良客户。一方面，这些优良客户可能会“易主”，使中资银行增加出现不良资产的可能性，降低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又将增加中资银行维持与开拓优质客户的难度，会增加经营成本。例如，2005年2月底，由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牵头，18家外资银行组成的外资银团向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发放了一笔10亿元人民币的3年期银团贷款。这是自中资企业人民币业务向外资银行开放以后，在沪外资银行首次联合向中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此举表明外资银行已开始与中资银行展开对优质中资企业的竞争。4.会导致中资银行优秀人才的流失对人才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家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与竞争力，进而影响其盈利能力。由于外资银行为了进入中国，需要大量的中国本土人才，中资银行的优秀人才就成为他们挖掘的主要对象；另外，由于外资银行在用人机制，收入等方面与中资银行比又具有一定的优势，会导致一些中资银行的优秀人才流失，从而削弱了中资银行的竞争力。
5.对宏观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及金融监管造成影响外资银行的进入使我国金融风险监管面临着严峻考验。外资银行进入我国之后，对我国金融风险监管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我国金融监管水平较低，监管工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对外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不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金融体系风险。其次，在追求高额利润动机的驱动之下，外资银行将其业务的重点集中在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的中间业务方面，特别是国际结算业务，在这些方面与国有银行展开激烈的竞争，而对那些我国经济建设中有急需资金支持的项目则不屑一顾。外资银行的这种经营活动不但与我国引进外资银行的初衷相违背，而且将风险转嫁给国内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金融业的风险。
外资银行的进入将加重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后，使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加大。这是因为外资银行可以通过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来抵制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弱化我国货币政策的效应。6.“扭曲合资”可能造成垄断行为
有些国内银行为了与国内的其他银行抢市场份额，而有的外资银行为了快速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很有可能联合起来，这样，就会形成垄断，例如，上海银行就与多家外资银行进行了国际业务产品研发与营销研讨等。此外，一些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人民币贷款方面实行联动，开展同业资金拆借，外资银行为中资银行举办各类业务培训等。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受资本账户管制、非理性竞争、利率非市场化、信用文化缺失等因素的影响，短期内还无法完全发挥其固有的竞争优势，但在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后，外资银行的优势将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到那时，中国银行业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银行业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三)中资银行应采取的对策措施
1.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中资银行也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一是机构网点优势；二是文化地缘优势；三是客户资源优势，国家信用也为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了巨大的支撑。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各有优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市场竞争是正确的选择。但必须看到，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知己知彼。中资银行不能固守原有的优势，因为原有的优势会因外资银行竞争策略的调整而逐步消失，应积极创造出能经得起市场考验的竞争优势。
2.勇于与外资银行竞争
中资银行应积极参与竞争，竞争也许会付出一定的市场份额、利润等代价，但处理得好，会因此促使我国的银行更快地掌握最有效的生存手段与竞争工具。因此，中资银行应平衡心态，从客观、动态的情况做出冷静分析，主动进行竞争策略的调整。
3.加强与外资银行的合作
中资银行应充分重视、研究与外资银行的合作。合作是为了促进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在合作中发展自己，要有长远的利益目标。眼前的局部利益的损失最终应以可计算的长远利益得到补偿为底线。在合作中学习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要注意和重视长期以来被国人所忽视的客户信用、收益、财务等资料的保护，这是中资银行花费了几十年，付出了大量的成本才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是最反映中国国情的东西，是一个商业银行抢占市场份额的最基础性的资料。 4.加大国有银行的改革力度
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很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必须加快对银行体制的改革。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理念、市场服务、内控防范、人力开发方面进步很大，以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为核心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治理结构的再造将使国有商业银行的整体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通过股份制改造，把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业应抓住时间不多的过渡期，加快体制和机制改革；按照科学发展观，实现经营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规模、速度、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资产质量，充实资本准备，改进风险管理，增强创新能力、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以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迎接全面开放和金融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5.加强负债管理
其具体措施有：(1)实行分局管理、分级授权、相互制约、加强监督的经营管理模式，建立强有力的稽核监督系统，可实行客户经理和信贷报告制度，与客户保持紧密联系，加强对客户的动态考察；(2)优化资产结构，把住资金的“出口关”，把有限资金投入到产品质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企业；(3)实现资产负债规模的总量均衡遵循资产负债的期限匹配和结构对称的原则；(4)全面推行抵押贷款制度，通过一定的担保来防范风险，抵押贷款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贷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形成银行与工商企业紧密的联系方式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融合。
6.积极学习外资银行的管理，经营、用人等先进经验
优秀的外资银行非常具有竞争力，它们有着成熟的内部管理和产品创新机制，有着丰富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化运作经验。在经营管理、产品服务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非常值得学习。竞争是最好的学习手段，在竞争中向外资银行学习。
7.完善监管法规体系，统一监管
行业监管部门也应做好相应的准备，迎接全面开放和国际化所带来的挑战。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审慎性监管法规体系，加快与《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新资本协议》及国际会计准则等国际监管标准的接轨，实现中外银行机构的统一监管。
8.改善银行业宏观政策环境、鼓励金融创新、防范金融风险大力改善宏观政策环境，要进一步发挥资本对银行经营的约束作用，鼓励银行千方百计增资扩股，尽快出台资产证券化等措施，为银行的资产调整，提高资本充足率等提供便利。
监管部门在继续严格资本充足率等审慎监管的基础上，也应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中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金融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大监管力度，以监管求创新，在创新中提高机构核心竞争力。要正确处理好鼓励金融创新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政府部门要通过各种制度、政策约束商业银行稳健经营，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要创造制度、政策环境，能够确保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指导和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加快提升风险管理水平。以开放人民币业务为契机，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以监管促发展，在发展中化解风险。
9.利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实施适度保护政策
运用“不对称原则”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不对称原则”内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另一个是“逐步自由化”。利用“保障条款”和“例外条款”，合理保护金融市场。利用市场对等开放原则，加快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支持本地金融机构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专栏|外资银行为什么“越小越不行”
外资银行为什么“越小越不行”？
随着对外资银行限制政策的逐步放松，2007年之后外资银行法人化成为趋势，并成为在华的主要经营形式。据不完全统计，31家外资银行由分行改制为本地注册的法人银行。近年来，具备法人地位的外资独资银行的数量稳中有增。
截至2020年第1季度，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41家法人银行、115家银行分行和149家代表处，营业性机构共975家（含总行、分行、支行)。外资银行在华机构已经具有全球代表性，在BIS公布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2019）中，有14家已在中国设立外资法人银行，其余均设立分行或代表处。2019年末，外资银行在华经营资产规模达到4.5万亿元，是2011年末的近2倍。外资银行机构数量、资产绝对规模都有明显上升。
但是从相对规模来看，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那么成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2007年末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2.4%，2019年末则降至了1.6%。不仅如此，外资银行的盈利能力也相对较低，根据银保监会官网的数据，2019年4季度外资银行的资产利润率（ROA）为0.63%，低于城商行，而且还明显低于农商行、股份制行、民营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等各类银行。
可见，外资银行在华业务规模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是小而美（small and beautiful），而是越小越不行（small and incapable）。这就回到了本专栏之前提出的问题：外资机构在华面临的挑战，是不公平，还是水土不服？以外资银行为例，我们的调查研究揭示了以下的分析视角：
负债端：外资银行的存款来源面临约束，而同业拆借市场成本较高
外资银行难以像中资银行那样获得低成本的居民储蓄。根据2019年4季度《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外资银行的总负债中，个人存款占比仅为3%，远远低于农信社（57.5%）、中资大型银行（33.4%）等各类银行的占比。
长期以来，外资银行分行吸收中国居民定期存款的金额一直有100万元的下限限制。2019年10月15日发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将这一下限降至了50万元，不过这对于外资分行（不含外资法人银行）而言仍然是一个显性约束。
但是，外资银行的发展受限在一定程度上衫慎也和水土不服有关。一方面，外资银行的分支网点相对较少，投资成本高、回收期长，而且较少的分支机构难以形成网络效应。另一方面，除了几家外或弊敬资行能够凭借母行的国际影响力，进入市场时较容易吸引本地客户，其他大部分外资行在中国主要服务于母国客户。上述因素都使得外资银行的个人存款业务发展较为缓慢。
此外，外资银行的母行所在的发达经济体，其金融市场发达、资金定价市场化程度高，因此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同业拆借，较少依赖零售业务、物理网点布局较少。而我国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发展不成熟，基准利率及其利率走廊处于发展建设阶段，无论是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还是DR007（存款类机构间利率债质押的7天回购利率），它们在拆借规模和频率上都难以作为中国的基准利率。这也导致外资银行面临资金成本较高，资金来源受限，业务规模难以扩大。
外资银行为什么“越小越不行”？
说明：括号中的数字表示障碍的分类，具体含义参见专栏系列第二篇。
资产端：外资银行错过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张期
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一度从无到有，上升至2007年的2.4%。此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影子银行一度快速膨胀。国内银行趁势而上、规模扩张，甚至也形成了一定的金融风险。而外资银行因为严格的合规和内部约束，较少参与这些业务，错过了一段发展的窗口期。在去杠杆前夕的2016年，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一度从高点降至1.4%。事实上，2016年与2007年相比，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了156%，仍然获得了较大发展卜困。不过，同期中资银行资产扩张更快，增速达到了334%，因此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还是下降了。
2017年之后，我国开始重塑和强化金融监管。在一些国内金融机构面临防风险、去杠杆压力的同时，外资银行严格的风控、合规管理逐渐由劣势逐渐转变为优势。外资银行面临的监管环境也变得更加中性了。2017年之后，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有了一定的回升。同时也得益于更严格的合规，外资银行的不良率也维持在低位。根据银保监会2019年末的数据，外资银行的不良率仅为0.67%，低于商业银行总体不良率（1.86%），也低于其他各类银行机构的比率。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截至3季度的数据显示，外资银行的不良率仍稳定保持在0.67%。
中间业务：市场准入因素使得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中间业务是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但是其中间业务发展也面临着约束。事实上，外资银行在商业银行的资产占比（2019年为1.6%），甚至明显高于同期利润占比（1.1%）。这说明，外资银行的中间业务优势没有充分得到发挥。整体来看，外资银行中间业务主要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
我国国债、外汇衍生品市场尚不成熟，制约了相关中间业务发展。债券投资缺乏定价基准、缺乏价格发现工具，难以利用衍生品进行风险对冲。此外，部分衍生品市场的试点、准入对外资也有一定限制。目前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就没有包括外资。同时，外汇衍生品的“实需”监管缺乏灵活度。从企业和银行角度来看，在对全年汇率风险进行管理时，可能采用这类策略：1/3现结，1/3通过外汇远期锁定风险，剩余1/3任其浮动，因而无法报出准确的“实需”数据。而外汇管理要求按“实需”逐笔核销，这也妨碍了一揽子保值计划的实施。
业务准入方面，外资银行获得债券主承销商的资格较难。调研中，一些外资机构表示其海外债券业务经验丰富，债券发行、交易规模十分可观。但这些机构仍未获得A类主承销商资格。如果仅从境内外资法人银行自身条件来看，其确实难以在资产规模、客户网络等指标上胜出。不过近年来，相关资质标准已经有所调整，外资母行的优势也部分被纳入了考虑。2019年9月，德意志银行（中国）和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批获得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A类主承资格。不过目前，欧美日三大商会仍然在这方面有着较强的诉求。
此外，外资银行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在海外市场具有资源优势，拥有更丰富的国际业务经验、更广阔的国际客户网络。但是资本金融账户的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限制了外资银行通过该渠道开展中间业务。
综上所述，外资银行面临的窘境，有水土不服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不公平待遇的背景。具体来看：
不公平待遇方面，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对外资企业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总体而言，特别是在机构准入方面，外资银行已基本获得了同中资银行相同的待遇。不过，外资银行在获得机构准入之后，其在获得业务的牌照、许可等方面仍然面临事实上的困难。需要说明的是，负面清单和牌照制度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意味着外资可以进入未禁止的领域，牌照则是进入必须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两者并不矛盾。这类似于开车必须要有驾照。
但是外资机构普遍认为，在一些资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其参与度较低，由此导致资质标准向中资机构倾斜。这方面外资银行的重点诉求包括：银行间债券主承销商资格、债券回购市场准入条件、在岸市场的“债券通”做市商资格、国债期货等衍生品的试点和准入资质等等。近年来，金融监管部门也越来越重视外资机构的诉求，并对市场准入的标准进行了渐进式的完善，上述部分领域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
同时，外资银行也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需要其努力适应。作为新进入者，新建网点的成本较高，外资银行难以获得大量低成本的居民储蓄，这就对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业务规模扩大形成了制约。不过这一问题有其市场逻辑，需要外资银行通过自身的努力来适应。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科技研发部门，积极参与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银行物理网点作用下降，外资银行在网点布局上的劣势可能转变为历史包袱较轻的优势。
还有些水土不服的问题，与过去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有关。在过去，外资银行错过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张期，这既有外资银行合规较严格、不适应中国市场特殊性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与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有关。2018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强化了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在此背景下，外资银行所处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更具有中性特征。随着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外资银行严格的合规和内部管理将在一定程度上由劣势转化为优势。
还有部分水土不服症状，与当前金融监管不完善、金融市场不成熟有关，这对我国金融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发展不成熟，限制了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提高了资金成本。衍生品市场的不成熟、以及外汇衍生品的实需原则，限制了外资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以及跨境投资的风险对冲操作。资本金融账户的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使得外资银行的国际业务优势难以发挥出来。此外，国内会计、审计规则与国际体系的不接轨，也显著提高了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对接成本。事实上，中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同样面临上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努力方向。
反思中国金融开放的初衷，作为高储蓄经济体，中国本身并不在数量上缺乏资本。因此，引入外资银行的目的就是要对外资银行的比较优势善加利用。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充分发挥外资银行的比较优势，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并且通过外资银行业务的良性发展来使得上述进程具有可持续性。在此过程中，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必须协同推进。
银行的大资管类业务指的是什么业务
中国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是在利率管制、金融脱媒、分业监管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项具有金融创新性质的业务。从宏观角度看，资产管理业务可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加速金融体制改革、改善社会融资结构；从中观角度看，资产管理业务可以推动银行业经营模式转型，构建银行业的新型盈利模式，增强银行业经营的稳健性；从微观角度看，资产管理业务一方面可以满足客户投资和财富管理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保证银行向客户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服务，提高社会资金的流动效率。因此，资管业务具有与银行传统业务完全不同的功能定位、运作规律和风险管理方式。
商业银行资管业务蓬勃发展五大原因
我国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起步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和时代特征。30多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导致居民财富持续增加，居民的投资理财意识不断增强，这是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的原动力，金融改革深化发展为银行资产管理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商业银行经营转型和保敏改旁持盈利增长则成为推动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的直接推手。商业银行作为国内资产管理市场重要的参与者，其资产管理业务已经成为国内资产管理市场业务规模最大、客户数量最多、产品类型最丰富、品牌信赖度最强的业务类型。笔者认为银行资管业务大规模发展主要原因在于：
原因一：居民财富配置逐渐由不动产转向金融资产。30多年改革开放的红利，使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财富持续积累，因家庭资产配置结构相对保守，在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后，对通过资产管理投资金融产品实现保值增值的需求空间巨大。
原因二：为规避监管限制，银行资管业务逐步表外化。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催动下，在金融抑制与监管博弈的背景下，为规避存款准备金、贷款规模控制、存贷比要求、资本充足率、存贷款利率等监管红线的限制，银行将资管业务转移至表外，通过高于银行存款的收益率发行理财产品吸收居民和企业的资金，并按高于贷款利率的收益回报要求投向非标债权资产等类固定收益项目，实歼袜现了对银行表内存款和贷款的替代，并借银信、银证、银基的通道完成投融资的对接，从而使得银行资管业务不仅获得了快速增长，而且支持了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融资支持的实体经济的发展。
原因三：资本约束促使银行向“轻资本”业务转型。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三期叠加的时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随着经济下行、产能过剩、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在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下，银行存贷款利差不断缩小，商业银行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迫切需要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主转向拓展中间业务、转向不占用或少占用资本的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正是由于其“轻资本”特性，成为银行增长模式由粗放式的资产规模扩张型向集约式的资本节约型转变的重要途径。随着新资本管理办法的实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越来越大，在依靠内部利润增长方式补充资本的速度放缓及通过资本市场再融资愈加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资产管理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主动调整经营战略的重要着力点。
原因四：商业银行具有其他金融业态所无法企及的资金、资源和渠道等优势。首先，银行具有得天独厚的客户资源优势，不仅广泛吸收机构、个人客户的存款，银行贷款也是机构和个人取得融资的主要来源，这是其他类型金融机构所难以比拟的。从目前各种资产管理产品的销售渠道来看，银行仍是最主要的渠道，销售占比在60%-70%以上，而绝大多数客户也来自于银行；其次，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银行因为背后有国家信誉的支持，较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来说，发桥橡展资产管理业务具有声誉方面的优势；第三，在获得资金和项目储备方面，银行也具有比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多的资源。可以说，银行凭借其投融资两端客户群体庞大、信用风险管理能力强等优势，通过创设金融产品和新的业务模式开展资产管理业务，顺应了金融脱媒的大趋势，推动银行以间接融资模式为主逐渐转向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举为主，将给银行未来业务模式与盈利模式带来重要变化。
原因五：资产管理业务对于提高银行综合化经营深度、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综合化经营的意义在于多元化收入来源和提高综合竞争力，而其核心应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为客户提供不断创新的综合化金融产品，来提升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简言之，是要通过综合化经营来提高对客户的服务能力。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通过拥有金融全牌照向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已成为各商业银行的共识。但从目前情况看，国内已有的混业经营金融控股集团，还远未实现集团内全面系统的综合化经营。由于分业监管的要求，导致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业务分别在一个集团下设的不同子公司开展，客户信息、客户营销、客户维护以及产品开发等等，基本都处于分割状态，业务交叉较少，业务协同也处于较低层次。当然，在集团旗下各金融机构都有其核心客户，主营业务，且相互独立的情况下，现实的做法是，以对综合化深度要求较高的业务作为抓手，以这些业务的发展，来推动相关的整合，逐步从单个业务层面，上升到各金融机构的整体战略层面。资产管理业务就是比较符合这种要求的业务，一是因为其综合性，不仅涉及银行内部的诸多环节，从分行到总行，从负债到资产等等，实现表内外联动、投融资一揽子方案，还涉及到与银行以外的其他机构之间的合作，是一个较好的整合路径；二是因为其是新兴业务，涉及的存量部分相对较小，调整起来相对容易。
银行资管业务发展呈现“五化”趋势
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大规模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业务定位本源化、产品类型净值化、投资品种大类化、盈利模式非利差化和组织架构独立化等五大趋势。
趋势一：业务定位本源化。传统的理财业务是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过渡阶段进行“反金融脱媒”创新，其目的是保住存款和腾出信贷规模。为此，投资者普遍认为“银行存款只赚不赔”，进而将理财产品视为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存款替代品。无论是否保本，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都是无风险收益率，银行承担了隐性担保，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银行都将刚性兑付。实践中，基于这一根本原因，银行基本上都按照预期收益率向客户支付收益，即使没有达到预期收益率，银行往往以自有资金贴补客户收益。
银行对理财产品的这种隐性担保既违背了风险与收益匹配的原则，也误导了市场。其危害性在于：首先导致行业不重视投资管理的过程；其次，导致行业只重视产品销售的能力，而不注重投资能力的培养；第三，扭曲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刚性兑付实际上增加了市场的成本；最后，刚性兑付之下，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建设完全滞后，只是简单粗放地一兑了事，不仅扭曲和弱化了市场约束机制，也不利于分散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当前资管规模与银行存款体量相当，如刚性兑付问题不解决，资管行业累积的风险一旦爆发，可能会出现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最终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稳定。
传统的银行理财应当回归“受人之托，代为理财”的本质，强调“买者自负，卖者有责”的原则，明确以客户财富管理为核心的服务内容，银行代表客户在市场上进行投资，为客户财产的保值增值尽职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管理业务是对商业银行传统经营理念的颠覆。因此，要发展资产管理业务，首先要树立全新的资产管理业务经营理念，理解并掌握资产管理业务的运作规律。
趋势二：产品类型净值化。在“刚性兑付”之下，传统的银行理财产品大多采用预期收益率的发行方式。随着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正本清源，在监管政策的引导之下，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在产品端进一步向基金化净值型产品转型，多家银行对产品体系进行了简化，以开放式产品逐步取代期次型产品，同时，净值型产品创新和发行力度加大。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4年中国银行业理财业务发展报告》显示，招商银行净值型产品占比超过30%。工商银行则重点推动增利、尊利、稳利等的净值型产品线，传统期次型产品规模占比已由2014年初的81%降至31%。
从国际资产管理业务产品模式看，净值型产品是普遍使用的产品管理方式，现已成为国内商业银行一致认可的理财市场发展方向。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的背景下，理财产品正朝着开放式、基金化的方向发展。理财产品按照净值模式运作的优势在于：基金化运作后投资者按照净值或估值获取收益，减弱刚性兑付的压力；开放式运作后客户可根据自身现金流的需求状况对理财产品进行申购和赎回，自主决定投资期限，降低了产品规模大幅波动的情形，有利于提升银行理财的流动性管理水平；基金化运作后将减少银行理财端的产品管理成本，减少对有限人力资源的占用，并减少操作风险。
近年来，我国银行在净值型产品形态和结构设计创新的力度也在持续增强。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充分发挥在客户、资金、渠道方面的优势，加大信息技术与银行经营管理的深度融合，积极应对各方挑战，创新推出了无固定期限非保本净值型产品。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依托银行大资金管理的经验和透明的投资报告体系，推出受托资产管理业务，根据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预期收益要求设立相应的投资目标，按照投资者对流动性，投资期限及其他个性化要求制定最佳的投资策略与资产配置方案，并在产品运行过程中根据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变化，对投资组合的资产运行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和持续的风险监控，从而为投资者获取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农业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等多家银行均推出了结构化理财产品，该类产品挂钩特定投资标的，通过在产品发售前约定投资标的与产品预期收益率变动的规则，以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
趋势三：投资品种大类化。经济改革发展和投资市场工具的不断丰富给银行资产管理业务投资带来了机遇。银行资产管理的投资对象不再限于类信贷资产和普通债券，而是扩展到包括股权、各类受益权、期货在内的各大类资产。银行资产管理不仅参与了国企改革、员工持股计划、国债期货等市场的投资，还积极开展了二级市场股票优先受益权投资、定向增发配资、股票市值管理、两融配资、量化对冲业务等新兴业务。较有代表性的三类新投资品种包括：股票市值管理类业务、国债期货类产品和MOM（Manager of managers）类产品。
其中，股票市值管理类业务是银行以第三方投资顾问代客户进行市值管理。2014年4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为平台对所属油品销售业务进行了重组。经重组后的销售公司拟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针对此次改革，工商银行、北京银行等分别推出了第一单投资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财产品，为个人客户提供了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便利途径。光大银行亦针对大小非减持或员工持股计划等上市公司推出了股票市值管理业务，产品的结构设计和平仓止损条件参考该股票二级市场流动性和估值水平而定，业务模式与传统二级市场股票优先受益权业务较为类似，实现了员工与企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同时使高管、员工及重要加盟商能够跟中小投资者一样充分分享企业发展成果。
国债期货类产品则是在充分识别和管理国债期货风险的基础上，由商业银行开发的投资于国债期货的理财产品，这种理财产品除了投资于债券资产还将部分资金投资于国债期货市场，有效对冲理财产品面临的利率风险、减少投资组合市值因市场利率变化导致的波动，为促进理财产品由预期收益型向净值型转型，提供了高效率、低成本的风险管理工具，增强了创新能力。
MOM产品即管理人的管理人基金，是指该基金经理不直接管理投资，而选择市场中的管理人及各种策略集中到同一产品中，委托其进行管理。2014年，多家银行大力推广MOM产品，MOM产品以“多元资产、多元风格、多元投资管理人”为主要特征，投资范围包含债券、股票、期货、基金、指数型LOF与ETF等多种资产类别。该类产品自问世以来，经历了较广泛的投资运作和市场检验，获得了投资者的认可。目前，工商银行通过该种模式管理的净值型产品已超过1300亿元。
趋势四：盈利模式非利差化。在以预期收益型产品为主的阶段，银行理财业务的收入主要是资产端和负债端的利差以及托管费、管理费收入。在推进产品类型净值化和投资品种大类化转型的基础上，结合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优化银行资产管理盈利模式的条件相对成熟。在此背景下，部分银行顺势改变传统的利差盈利模式，减少对资产端和负债端利差的依赖，构建了以“固定费用+业绩分成”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盈利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按照产品发行规模，收取固定比例的管理费；另一方面，依据资产计量和产品估值体系产生的业绩基准，对超过业绩基准的超额收益部分，由银行与客户按照约定比例分成，获取业绩分成。从更高的视角看，资产管理盈利模式非利差化有助于推动传统银行向交易型银行方向转变。这要求银行在平衡好理财业务多元目标的基础上，增强资产管理业务盈利能力，将资产管理业务打造为利润中心，并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资产管理服务，有效提升客户粘性。
盈利模式的转变最终依赖于创新能力的提升。2012年以来，由证监、保监部门牵头发起的业务创新浪潮涌现，陆续出台了数十项推动券商、基金和保险机构发展的制度和措施，进入大资管时代的券商、基金、保险、信托等机构对资产管理业务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深远地影响着国内资产管理市场的竞争格局，对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领先地位提出严重挑战。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产管理业务的创新举措在增强其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为银行理财投资提供了新的通道，也为银行理财产品销售提供了新的平台，还为银行理财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银行理财应放眼于整个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行业，以全局性视野来思考和定位，充分发挥背靠银行的独特优势，发挥银行集团竞争的优势，积极借鉴国际资产管理机构，尤其是国际领先银行资产管理机构在业务模式、组织架构、流程分工、人员配备、产品体系等方面的做法，探索适合我国银行理财业务的管理体系和组织架构，明确银行理财业务转型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趋势五：组织架构独立化。为提升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综合管理水平，在银监会监管指导和行业自律组织的引领下，当前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组织架构也在不断进行探索和调整，正在按照“二级部—一级部—事业部—子公司”的路径逐步向前摸索。
2014年，银监会下发《关于完善银行理财业务组织管理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按照四项基本要求和五大分离原则积极推进理财事业部改革。一方面是按照单独核算、风险隔离、行为规范、归口管理等基本要求开展理财业务事业部制改革，设立专门的理财业务经营部门，负责集中统一经营管理全行理财业务。另一方面是理财业务与信贷等其他业务相分离，建立符合理财业务特点的独立条线风险控制体系；同时实行自营业务与代客业务相分离、银行理财产品与银行代销的第三方机构理财产品相分离、银行理财产品之间相分离、理财业务操作与银行其他业务操作相分离。
通过理财事业部对代客理财业务实行闭环管理，从而实现真正的风险隔离，解决理财业务的独立性问题，使理财业务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质，才能真正做到“卖者有责、买者自负”。事业部制改革有效解决了银行内部理财业务多头管理问题，实现理财业务的统一归口管理，进而优化理财产品研发设计、组合管理、产品销售、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环节，推动理财业务的规范化、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截至2014年末，已有453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完成了理财业务事业部制改革。目前，理财事业部改革采取以下四种模式：（1）总行设立资产管理部（一级部），分行设立分部，例如国有银行。（2）总行设立资产管理部（一级部），不在分行设立分部，分行仅承担营销职能，例如部分股份制银行。（3）总行设立资产管理部（二级部），例如部分农商行，由于理财业务规模较小，在金融市场部下设资产管理二级部统一管理理财业务，代销业务由零售负责。（4）总行设立理财业务协调委员会，例如外资银行主要采取这一模式。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等多家股份制银行甚至已经提出将理财业务拆分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方案。
需要强调的是，各行之间存在差异，不存在最优的组织架构。银行资管业务围绕着投融资需求，需要内部投行部、私人银行部（财富管理部）、金融市场部、分支行多部门的协同。实践中，部门利益至上、流程重叠交叉、协调成本高、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时有发生，协同难度相当大，如果简单采取子公司模式可能会更难做到部门之间的协同和资源共享。因此，现阶段，各家银行应当从如何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出发，根据内部的实际情况来考虑设置资管事业部还是资管子公司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