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犯罪审判案例 期货犯罪审判案例分析
刑法对期货操纵犯罪是如何规定的
现行刑法对操纵期货市场罪的悄尺立案规定：
(一)单独或者合谋，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的流通股份数达到该证券的实际流通股份总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二)单独或者合谋，持有或者实际控制期货合约的数量超过期货交易所业务规则限定的持仓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三十九条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单独或者合谋，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的流通股份数达到该证券的实际流通股份总量百分之三十以上，且在该证券连扒运渗续二十个交易日内联合或者连续买卖股份数累计达到该证券同期总成交量百分之春脊三十以上的；
(二)单独或者合谋，持有或者实际控制期货合约的数量超过期货交易所业务规则限定的持仓量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在该期货合约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期货合约数累计达到该期货合约同期总成交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交易国际期货涉嫌犯罪吗
做国际期货，未经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有的涉嫌非法经营，构成犯罪，要判刑的。
如果做的是场外期货交易，达到一定数额，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法定刑分为五年以下和五年以上，具体看数额和情节，最好你可以详细描述下做期货过程当中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和一个自己的职务等
拓展资料：
一、国际期货期货合约是指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亮姿约。有些美国期货合约品种如大豆、铜对国内期货价格变动会有影响，国内投资者可以参考外盘行情。大型生产商与贸易商也可根据外盘行情做好套期保值，对冲现货交易损失。
二、期货投资面临的风险：
使用风险资金放大功能使得收益放大的同时也面临着风险的放大，因此对于10倍左右的杠杆应该如何用，用多大，也应是因人而异的。水平高一点的可以5倍以上甚至用足杠杆，水平低的如果也用高杠杆，那无疑就会使风险失控。
平和爆仓交易所和期货经纪公司要在每个交易日进行结算，当投资者保证金不足并低于规定的比例时，期货公司就会强行平仓。有时候如果行情比较极端甚至会出现爆仓即亏光帐户所有资芦键悔金，甚至还需要期货公司垫付亏损超过帐户保证金的部分。
交割风险普通投资者做多大豆不是为了几个月后买大豆，做空铜也不是为了几个月后把铜卖出去，如果合约一直持仓到交割日陪正，投资者就需要凑足足够的资金或者实物货进行交割(货款是保证金的10倍左右)。
三、期货弊端有以下四点：
1、严重做空。股指期货的推出，本指望它改变过去的单边市场，即减少和避免单边上涨。
2、严重违规。股指期货交易与股票市场的交易密切相关，这使得股指期货交易中的违规行为常常涉及到股票市场，其影响面较广，手法也更为复杂。如果这种现象不及时制止，那么会出现严重的不公平交易。因此，为了维护现货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的公平交易，国外股指期货市场采取了多项措施，对两个市场之间的市场操纵行为进行防范
3、严重不公。主要指目前的交易制度。
4、严重投机。股指期货交易包括投机和套期保值，其中后者是主要的交易方式。
非法经营罪案例是怎么样的
非法经营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浙江世纪黄金公司非法经营案
经检察机关查明，浙江世纪黄金公司在法定代表人张勇的决策下，从2005年7月开始非法经营黄金期货。张勇指使其公司员工王剑平设计开发了网上黄金期货交易系统，并通过大力宣传，招揽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炒黄金期货。炒金业务均通过公司网络系统进行，与国际黄金市场并不接轨，只是大致上按照国际即时金价的浮动报价，供客户进行参考，客户通过买进或者卖出与公司进行交易，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同时充当买方和卖方，并按每笔交易向客户收取“网络使用费”和“仓储费”。交易的主要特征为标准化合约、定金放大、当日结算、强行平仓等，在交易中并不交割黄金实物，定金放大最高为50倍，即衫隐用2%的定金可以购买100%的黄金合约。这种交易方式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非法期货交易。
至2008年6月案发前，浙江世纪黄金公司的网上交易平台上共存在客户1217个，共产生交易176579笔，公司共向客户收取黄金交易定金2.75亿余元，放大后交易金额总数达583亿余元。根据查获的账户统计，该公司从非法黄金期货业务中至少获利1.1亿余元。
另查明，浙江世纪黄金公司还非法经营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向不特定的或链厅社会公众推出理财计划，签订协议，共向181名客户收取2000余万元资金，并将上述资金以公司的名义投入黄金市场炒金。此外，浙江世纪黄金公司系张勇借资注册，在通过验资，取得工商登记后张勇即将注册资金1000万元全部抽逃。
法院审理后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均成立，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单位浙江世纪黄金制品有限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判处罚金人民币7100万元。被告人张勇犯非法经营罪、抽逃出资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万元。被告人王剑平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案例二：黄光裕非法经营案
被告人黄光裕于2007年9月至11月间，违反国家规定，采唤慧用人民币结算在境内、港币结算在境外的非法外汇交易方式，将人民币8亿元直接或通过北京恒益祥商业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益祥公司)转入深圳市盛丰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丰源公司)等单位，通过郑晓微(另案处理)等人私自兑购并在香港得到港币8.22亿余元(折合美元1.05亿余元)。被告人黄光裕违反国家外汇管理制度，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破坏国家金融管理法规，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黄光裕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人民币二亿元；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亿元；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亿元，没收个人部分财产人民币二亿元。
案例三：于博怀非法经营案
2006年3月起至2007年5月间，被告人于博怀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及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以每粒人民币5元的价格从许东（另案处理）处购入假冒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已注册“万艾可”和“VIRGRA”商标的药品（俗称“伟哥”），后于博怀通过网络联系方式，再以每粒1.2～1.5美元的价格先后4次将上述假冒药品向他人销售，共计14
030粒，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13万余元。
2007年6月14日，于博怀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于博怀犯非法经营罪。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本案被告人于博怀明知是假冒“伟哥”却予以购进、销售，从中牟取非法利益，其销售假冒“伟哥”的行为，既侵犯了药品管理制度、侵害公民的身体健康，也是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侵害，更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的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被告人于博怀在没有“经营药品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销售假冒“伟哥”药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于博怀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非法经营金银期货代理商是否犯罪
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是一定的,至于是否构成犯罪要看情节轻重和具体的性质。
以下重点对地下黄金期货交易欺诈行为所涉及的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类犯罪（包括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问题进行分析。
（一）有关非法经营罪的定性
根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那么，地下黄金期货交易的欺诈行为能否归入“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范围？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并不能完全予以否定。首先，从犯罪客体上看，“地下炒金”之所以被称之为“地下”，就在于其未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开展黄金期货交易活动，违反了有关组织经营局誉期货交易的行政许可制度，侵犯了黄金期货市场管理制度和管理秩序，其行为符合非法经营罪的客体要件，也符合《刑法》第225条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和“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罪状表述。其次，从客观行为来看，非法经营黄金期货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采取各种欺诈方法骗取投资客户资金，这种欺诈交易行为无疑也属于非法经营活动，应属于“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范围。实践中，多数地下黄金期货交易市场以境外交易机构境内代理为幌子，要求投资者以外币形式存入保证金或汇入资金，从而担任“地下钱庄”的角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4条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因此，有人主张，对地下金融桐败段期货交易案件的处理可以从违反国家对于外汇管理角度入手，认定地下金融期货交易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⑶
不过，应当看到，《刑法》第225条对“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规定是立法机关追求大一统刑法典的无奈选择。可以说，非法经营罪本来是为了瓦解投机倒把罪这一“口袋罪”而设立，结果却变异为一个新的口袋罪。根据现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已有十几种行为被认定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枯庆的非法经营行为”，包括：非法买卖外汇，非法出版，非法经营电信业务，非法传销或变相传销，生产、销售添加“瘦肉精”的饲料，非法经营食盐业务，哄抬物价、牟取暴利行为，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经营业务，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等。一些地方的刑事判决更是在司法解释之外扩张了非法经营罪的内涵。如果一个罪名被指斥为“口袋罪”，可以囊括违法性质不同的行为，那就意味着其与罪刑法定原则、尊重保障人权的冲突。由于各类行为方式差别往往较大，危害性也不同，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与其它形态迥异的非法经营行为合用一个量刑标准，显得罪刑不相适应，同时，刑法中非法经营罪无单位犯罪规定，但实践中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多是单位，如果仅追究相关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则显然比较勉强，并使相关单位逃脱罪责。
从完善立法的角度，刑法宜将期货交易欺诈行为从非法经营罪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置新的罪名加以规制。许多国家对期货交易的刑事规制相当重视，所设定的期货交易欺诈犯罪类型有很多种，包括场外交易、私下对冲、交叉交易、办公室交易前台交易、连续交易和滚动交易、超量交易、不真实报告和记录、欺诈性误导交易、“强行平仓”骗取资金、巧禁止令、制造设施故障、虚拟交易等。⑷与国外刑事立法相比，我国刑法对诸如私下对冲等期货交易欺诈行为都没有规定为犯罪。借鉴国外刑事立法，建议在我国刑法中新增设一个“期货交易欺诈”的罪名，其罪状可表述为“在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中，欺诈期货投资者，情节严重的行为”。同时，删除《刑法》第181条规定的编造并传播影响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期货合约罪，将这些期货交易欺诈行为、《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71条所列的其他欺诈行为类型、以及私下对冲行为都归列入本罪的范围。设立期货交易欺诈罪之后，就可以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中的期货交易欺诈行为从非法经营罪中分离出来，避免非法经营罪进一步“口袋化”。
（二）有关诈骗类犯罪的定性
实践中，地下炒金公司或个人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在其招揽客户、业务开展中往往存在种种欺诈因素，如虚构己方系外盘代理的身份，隐瞒交易风险夸大收益等。尽管司法机关大多将黄金期货交易欺诈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性，但并不能否定将其认定为诈骗类犯罪的可能。如前所述，“非法经营期货业务”包括期货交易欺诈行为，其与诈骗类犯罪在行为手段上都是“欺骗”性质。然而，地下金融期货交易存在欺诈因素与其行为构成诈骗犯罪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不能仅仅因为行为具有欺诈因素就认定其构成诈骗犯罪。正如有学者指出，对生活、市场、投资和投机领域应分别适用不同的欺诈标准。在上述领域中，重点保护财产权的诈骗罪范围呈现出不断缩小的状态，即“生活与刑法同在、市场进诈骗退、投资抵触刑罚、有投机无诈骗”。⑸尤其是在投资领域，为了让投资市场保持博弈本性，刑法对欺诈行为的容忍度较高，对财产权实行弱保护，诈骗罪的适用范围相对萎缩；对于这种谋求超高回报的投机行为，法律更是不应注重保护其财产权，因为，既然参与者认识到了欺诈风险，在自身财产受损时，就不能成为诈骗罪的被害人。然而，这并不等于放弃交易秩序和市场规则的刑法保护，“地下炒金”属于法外投机，参与者被骗，对组织者虽不宜认定为诈骗罪，但必须针对其对黄金期货交易市场秩序的破坏予以刑事惩治。
因此，对于地下黄金期货交易欺诈行为来说，认定其构成诈骗类犯罪或非法经营罪的关键并非在于其行为方式，而在于其侵害的客体性质。在诈骗类犯罪中，诈骗罪的单一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的客体属于复杂客体，主要客体分别为金融市场秩序或金融管理制度，次要客体则为公私财产所有权；而非法经营罪的客体则为市场经济秩序。究竟将非法经营黄金期货行为认定为何罪，就要对刑法所重点保护的客体作出具体判断：（1）如果行为人没有擅自设立黄金期货交易机构，只是个人假借投资黄金期货的名义，骗取特定被害人的钱财，此种行为局限于生活领域，与黄金期货市场交易并无直接或间接联系，也未产生扰乱正常黄金期货市场秩序的影响，则刑法所保护的只是被害人的财产权，因而应认定为诈骗罪。（2）如果行为人在非法从事黄金期货交易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设立黄金期货交易机构，采取虚构网络交易平台等欺诈手段，骗取投资客户的钱款，符合诈骗类犯罪的构成要件，则可认定为合同诈骗罪或集资诈骗罪，此时，行为人所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被害人的财产权和正常的黄金期货交易市场秩序。（3）如果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而非意图非法占有，利用虚假的期货交易经纪人员、工作人员身份或虚构期货交易网络平台，在正规期货市场之外非法从事黄金期货交易，而投资人对此欺诈手法和虚拟规则并非完全不知情，而是存在概括性认识，且抱着“炒一把”、“博一博”的投机意图参与其中，与庄家对赌，形成互动。此时，刑法所要保护的客体不再是投资客户的财产权，而是正常的黄金期货交易市场秩序，对该类行为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而非诈骗类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