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哪些期货法 我国有哪些期货法律法规
2000年后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概况
我国期货市场产生于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价格体制逐步放开。这时，不解决价格调控的滞后性问题，就难以满足供求双方对远期价格信息的需要。1988年5月，国务院决定进行期货市场试点。1990年10月12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以现货交易为基础，正式引入期货交易机制。从而作为我国第一家商品期货市场，迈出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第一步。
90年代中，我国期货市场发展走上了一个"小高潮"。但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尤其是受到部门和地方利益的驱动，在缺乏统一管理和没有完善法规的情况下，中国期货市场出现盲目高速发展的趋势。
到1993年底，全国期货交易所达到5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300多家，而各类期货兼营机构不尽其数。这一超常规的发展也给期货市场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交易所数量过多，交易品种严重重复，期货机构运作不规范，地下期货交易四处泛滥，从业人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我国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导致了人们对期货市场的种种误解。
为了遏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国务院授权中国证监会从1993年开始对期货市场主体进行了大碰升规模的清理整顿和结构调整。至1999年年底，经过七年的清理整顿，各项措施基本到位，监管效率明显提高，市场秩序趋于正常。经过清理整顿和结构调整。上海、大连、郑州三家期货交易所因相对管理规范，运作平稳而得到保留，150余家期货经纪公司经过最后的增资审核而得以继续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资格。经过几年的运作，在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选择之下，一批管理比较规范，运作较为平稳，发展相对成熟的期货品种脱颖而出，如：上海期交所的铜、铝；大商所的大豆；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小麦。同时经过资格考试和认定，产生了一批具有期货从业资格的从业人员队伍。
2000年12月28日，成立了行业自律组织——中国期货业协会，标志着我国期货业正式成为一个具有自律管理功能的整体。至此，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期货市场的主体结构趋于完善，一个相对独立的期货业基本形成。同时，期货市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一是形成了以期货交易所为核心的较为规范的市场组织体系；二是为相关企业提供了一个套期保值的场所；三是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投资场所。
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分为品种转换，政策肯定与支持两个阶段。
品种转换阶段：从重规范到重发展的过渡阶段以2000‘年中国证监会实行“扶大限小(扶持大品种，限制小品种)”为主要标志，表明行使监管职能的国家部门已经初步准备结束试点，让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整体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试点阶段，期货市场既取得了一定经验，又付出了一定形象和信誉损失，可以说是为取得经验支薯弯付的成本，但这种成本不能无限期的由社会支付。
在试点阶段，小品种的交易既无损于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又可以在运行中总结经验。但没有期货市场社会功能的更大发挥，期货市场就会游离于国民经济体系之外，很难找准自己的位置。而期货市场不能发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功能，仅剩投机功能时，其和赌场就更为相似，同时，也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这对于资本短缺的国家来说数吵闷，更是非常不利的。
让期货市场尽快融人中国经济体系是中央监管部门的责任，也是期货市场当时主要的阶段性目标。让期货市场融入国民经济，首先要控制市场风险，不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要尽快地实现关系国计民生品种的稳步活跃，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2000年前，由于制度约束，期货市场活跃的几乎都是生产和流通量都小的品种，如郑州市场的绿豆连续数年一枝独秀，最高时曾占全国期货总成交量的57％(其他品种如小麦成交量很少)。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使制度约束有所改变，但由于路径依赖，投资者很难自觉地较快而平稳地转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品种。中国证监会在确定促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品种活跃的战略目标后，必须考虑路径选择问题。如何“扶大限小”?交易成本和投资回报是投资者考虑是否转移投资的基本因素。为此，中国证监会提高了当时非常活跃的绿豆的交易保证金，降低了大品种的交易保证金，从而基本实现了活跃大品种，限制小品种的战略目标。
政策肯定与支持阶段。以2004年1月31日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为标志，《意见》中明确提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推出为大宗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发现价格和套期保值功能的商品期货品种。”这是在中央的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发展期货市场。
《意见》反映了中央高层对多年治理整顿结果、试点交易所的基本认可。在中央发出这一信号后，阻力重重的新品种上市工作迅速取得进展，在2004年上市的品种有棉花、燃料油、玉米，这是自1998年确定各交易所上市品种以后近6年来，第一次上市期货新品种①。之后，2006年1月，又有白糖、豆油两期货品种上市交易。2006年12月，化工产品精对苯二甲酸(PTA)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可以说，《意见》之后，中国期货市场又正式走上了发展的康庄大道。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2006年9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内以金融期货交易为目标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这一事件表明：一，在从商品期货起步，经过多年的试点之后，中央政府肯定了期货市场可以服务于中国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二，中国的金融市场在现货市场单兵突进的同时，也遇到了制度上的瓶颈，需要通过制度创新，用衍生品市场的避险功能来保障、促进金融期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至此，中国期货市场经过艰难的试点过程，在规范整顿中逐步发展，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日益显示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发展的必要性。在21世纪之初，期货市场发展的法治、政策环境已经具备，一个兼具商品和金融的综合性的期货市场已经初现轮廓。
中国期货市场的历程表明，期货市场内生于商品经济，但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比较成熟、法律法规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才可能真正发展并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伴随着金融深化，期货市场也必然经历商品期货、金融期货等历程，其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不能脱离于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也不能长期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
我国将修改反垄断法,有哪些点值得我们去修正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及立法工作计划，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将制定期货法、乡村振兴促进法等，修改反垄断法、企业破产法等。
反垄断是禁止垄断和贸易限制的行为。是当一个公司的营销呈现垄断或有垄断趋势的时候，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所采取的一种干预手段。
垄断的表象是市如仔场占有率的垄断，要想实现市场的垄断，必须有技术的垄断，但要真正实现技术的垄断，必须有技术标准的垄断，即知识产权的垄断，否则受制于人是在所难免的。标准的垄断在工业经济社会虽然很难，但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企业是可以做到的。要长期垄断标准的前提条件是要垄断人才，只有人才的垄断才是最可怕的垄断。任何垄断总是不会永久持续下去的。因为人才或知识总归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绝对垄断起来的，一个企业就更不可能了，因而知识垄断被打破的机会总会到来。同时，当“知识非垄断”比知识垄断带来的利益更大时，这种机会就更会增加了。比如，Linux操作系统的迅速壮大就意味着计算机业界打破微软垄断改碰的一种新机会核橡谈的到来。
在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国际大市场的今天，国外垄断势力通过全球市场很容易实施严重影响中国利益的行为。我们需要更积极地加强国际市场的反垄断双边、多边合作。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建设要对“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市场垄断作出积极的回应，全球性市场结构问题应当主要通过国际反垄断统一规范去解决。如果国际市场发生高度的经济集中，就应当消除这种集中，恢复市场的竞争性结构。同时，在我国反垄断立法中按照合理效果原则、国际礼让原则，对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作出规定，以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公共利益。更重要的是，通过反垄断的国际合作，培育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做为“国家队”，提供给国内就业机会，增加国民福利，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我国要加快完善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出资人主导的体制与机制。在培育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方面，国有企业出资人要保持对资产的高度敏感，发挥更大作用。
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仅供参考：
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法律体系的四要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来看，我国现有金如携粗融法律体系均存在问题。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渣镇设计之初通过授权性规则和兜底条款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宽泛的空间，使金融市场规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同类产品和业务因实施主体不同，而要适用不同规则，进而引发规则适用混乱与监管套利。同时，行政主导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门公权力无序扩张和制约不足，也给政府带来远超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责任。
2，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从横向看，主要表现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货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现有上位法覆盖范围过窄，随着金隐迹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从纵向看，一是法律层次不清。《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将交易法和行业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内，且偏重行业管理，对交易活动规制相对薄弱。混合立法的益处是相对简单，缺点是将一类金融活动归为一个行业，容易造成监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问题，甚至演变成为监管者立法。例如，《信托法》将信托行为规范与信托业规范合一，将信托监管职责赋予中国银监会，结果只有银监会批准的信托公司才能从事信托业务，而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从事的理财业务又是事实上的信托行为，监管机构不得不制订各自的监管办法，造成监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国现有4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以后相关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险领域只有一部《保险法》，而机动车财产赔偿、保险产品费率厘定、互助保险等重要事项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以《证券法》为例，在司法实践中，约有3/4的证券案例未引用《证券法》，1/4的证券案例尽管引用《证券法》却只引用其中7条内容，仅占证券法条款的3%。同时由于《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的规定偏少，在司法审判环节存在很多障碍。法律适用性不够导致执法环节只能以行政规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
4，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现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财产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否定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和刑事责任，使金融机构易于推卸责任，将内部风险外部化。维护金融安全应以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平衡为前提。对金融机构过度呵护使其缺少足够的外部压力，难以提高内控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
5，法律更新不及时。创新多、变动快、变化大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但我国金融法律修订周期明显偏长，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频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后日本的《保险业法》修订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国香港地区《证券及期货条例》自2003年生效以来，十年间已经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执法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程序性规范与标准仍有欠缺。目前规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执法权力运行的规则尚不完备，没有调查取证、行政处罚等专门的执法程序性规定，缺少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类型化的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由于执法部门与司法机构缺少衔接，监管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促进行业发展职能，因此执法过程中过多采用行政处罚方式。加上行政处罚尺度弹性较大、透明度低，造成违法成本偏低，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纵容了违法行为。
3，部分监管执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证监会为例，其已经使用的监管措施共125种，但其中《证券法》明文规定的仅23种。《证券法》外的监管措施设置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救济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问。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筛选机制使大量金融争议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金融争议因筛选机制而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表现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法院管辖；二是为案件当事人起诉设置额外的先决条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三是限定诉讼提起的方式。“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救济方式，理论上它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2，审判专业性有待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单一。金融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所需专业知识的日益复杂，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审结案件与确保裁判质量之间探求艰难的平衡。同时，金融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健全，无法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有效分流争议，减轻法院压力。
最后，在金融守法上，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我国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问题：一是金融商品销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知识欠缺。由于民众普遍缺乏对投资项目合规性和风险的鉴别能力及维权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产品销售者的过度宣传等违规行为。一旦风险暴露，又只能用“上访”甚至极端手段挽回损失，使金融纠纷转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投资人只重短期投机而不做长期投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调整立法理念。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稳定性，避免随形势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调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护群体的均衡性，法律法规条款设计要以保护权利为准则，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断影响公正性；三是转变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实现立法技术精细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调整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为抓手，提高立法科学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资源和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发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基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五是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汇集机制，制订拟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时间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质量与效果后评价制度，通过立法评估、执法评估等方式，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
第三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据经济和金融领域需要，适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频率，更多运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缩短时间间隔，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二是扩大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求范围。
在金融执法上，一是健全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主体、职能、权限、程序、责任规范化。制定调查取证实施办法，细化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资料、封存文件资料等执法行为的实施程序；二是确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适用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三是深化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查审分离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评估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和标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强规则条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为此，一是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决引用的条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详细定义有关犯罪行为(如什么是非法集资、市场操纵、跨市场操纵).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强势一方的侵权行为，要发挥司法维护金融秩序作用，赋予投资人可行的司法诉讼渠道，使之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应加强融资方责任配置，逐步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发挥刑罚威慑作用。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充实司法资源，改革司法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决金融领域争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要求，以证券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领域纠纷案件筛选机制。三是以推进金融仲裁为重点，建立诉讼之外金融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会的守法意识，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在金融机构柜台、中小学、社区等通过投放宣传册、举办专题宣传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对金融商品和金融风险的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业行业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商会的自律机制，在行业内建立起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三是要加大对金融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特别要建立金融纠纷相关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
近期需要调整的重点领域
首先，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特别是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监管主体涉及多个政府权力机构时，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局面，形成监管机构的互相推诿、监管竞争与监管真空、同一机构多个监管标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调整信托相关法律关系。由于信托制度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理财市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订和完善作为上位法的《信托法》，明确信托的定义和范畴，细化对信托活动的规范，强化重要事项的监管要求并具体规定操作规程；二是努力通过各类相关下位法律法规的整合(包括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和理财产品相关法规)、统一监管目标，协调监管标准，规范监管机构的行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近年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立法远没有跟上。一是立法层次低，除《证券法》和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外，其余都是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规章多由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不仅分散凌乱影响执法效率，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法律责任欠缺。《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仅有三条罚则，威慑力有限，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很低、惩罚力度不够；四是《证券法》对场外衍生产品的具体管理并没有实质性的条款规定，未能形成系统的场外市场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法律制度如《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也不相容。为此要尽快制定《期货法》，明确期货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第四，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例如证监会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时，往往会遇到阻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网。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尽快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规范市场退出程序。
第六，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制定《非存款放贷人条例》，将包括P2P等网络信贷平台在内的非金融机构放款人、民间借贷纳入放贷主体范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元化信贷市场体系，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
请问期货市场有哪些法律法规需要遵守
我国目前已启动了《期货法》的立法程序。在《期货法》出台之前，期货法律规范体系的主体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期货市场的主管机关──中国证监会制定的部门规章。1999年国务院发布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目前正在修订，这是目前系统规范期货市场的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作为期凳缓货市场的监管机关，为贯彻执行《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制定了与之相配套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期货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等规章。会同原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国有企业境外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并茄办法》，从而基本上形成了覆盖期货市场各个主体、各个环节的规章体系，枣蔽模使期货市场法规体系基本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