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储期货事件 中储期货事件始末

国储铜事件的事件经过

2005年11月初，国际市场盛传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下称国储）将释放五万吨库存的消息，随后，一向低调的国储突然亮出手握130万吨铜的“家底”，如此反常举动引起种种猜疑。几天后，外电报道了代表国储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从事铜交易的交易员刘其兵神秘失踪的消息。国储做空被套的盖子由此揭开。国际炒家穷追不舍，国际铜价屡创历史新高。这场悲壮的厮杀至05年年底尚未结束，穗芦唯但结果早已经注定……谁能想到，在2005年的岁末，很少抛头露面的国储会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由于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期铜交易中被套大量空单，浮亏严重，加之操盘手刘其兵神秘“失踪”，下落不明，国储被全世界的媒体推到了聚光灯下。回顾过去，面对尚未愈合的伤口，人们的内心依然在隐隐作痛：株冶事件，3天内亏损1亿多美元；中储棉事件，亏损约6亿元；中航油事件，亏损5.5亿美元……国储铜事件，损失已经难以避免。许多人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受害的又是中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太多的问题需要反思。然而，反思的声音依然微弱，人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推卸责任的借口，其中还包括许多乐观而离奇的论调。如果带着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去面对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国储铜事件绝非最后一幕悲剧，国际炒家的魔咒还将降临到我们头上，给我们带来新的痛苦记忆。从株冶事件到这次的国储铜事件，笨拙而愚蠢的交易技术是中国企业屡屡被国家炒家围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得不感叹：我们的企业显得太稚嫩了。比如，在风险控制方面，在发达国家成熟的期货市场，风险控制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系统，即便是像索罗斯、巴菲特这样的大鳄，也无不视风险控制为第一生存要素。然而我们却截然不同。有媒体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国家物资储备调剂中心最先有一个交易团队，后来主要由刘和另一个交易员从事交易，此后这位交易员被调离岗位，刘遂成为惟一的交易员。谁能想到，中国数亿资金，竟然掌握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中？谁能保证一个冲动的年轻人不会因为和女朋友吵架而在期货市场上赌气？这意味着，我们的风险控制系统不是太小了，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也正因为没有风险控制，导致刘其兵在9月下的了8000手三月期铜空单，一直都没有止损。其实，从“株冶事件”事件开始，中国的企业就一再重复同样的悲剧：没有风险控制，不懂得止损，最后将自己逼上断头台。不仅风险控制没有建立，我国的企业在应对危机方面的手法，同样显得拙劣不堪。空单被套，国储局在北京拍卖储备铜以压低铜价，然而，国储在拍卖铜时，一反过去的低调，变得大张旗鼓甚至声嘶力竭，还故意猜培透露出库存铜130万吨。结果，被国家炒家解读为虚张声势、心虚。更令人费解的是，在第4次拍卖铜的时候，上海、宁波储备铜底价一下上升至39000元/吨，拍卖底价刚一公布，马上带动了沪铜期货上涨。国储抬高拍卖价格，看起来是多挣了一点，但因此给多头助了一臂之力，而且，令国内对铜有需求的企业雪上加霜。那么多钱都赔进去了，还在这点蝇头小利上计较什么呢？令人担忧的是，国储选择展期的做法，竟然受到一些媒体的推崇，乐观地评价此举有可能让国储大赚一笔，如此无知无畏的心态，如何能感受到危险的临近，又如何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呢？不要忘了，在中航油事件中，陈久霖就是由于展期将亏损成倍放大，从潜亏580万美元翻倍亏损到了5.5亿美元，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的！国际炒家这次会让国储幸运地从他们的口中逃脱吗？与国际职业的炒家相比，我们的企业不仅显得幼稚，也显得可怜，根源在哪里呢？这跟中国在期货市场上的保守政策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既限制国内企业到境外从事期货交易，也限制国外公司在中国从事期货交易，这不仅使我们的企业缺少在期货市场上接受锻炼的机会，也使他们养成了依靠“超前”信息鱼肉散户的恶习。有人评价我们的这些企业：内在内行，外在外行。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宗商品方面，中国虽然是消费大国，却由于期货市场不开放，无法形成公平而充分的竞争，也无法形成令西方国家认可的定价体系，导致我们在石哗瞎油、金属等基础商品上没有定价话语权。或许，有关部门是担忧中国的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容易被国家炒家狙击，故而加以了严格的限制，但现在看来，这种约束是无效的，要不也不会连续上演“株冶事件”了？既然限制是无效的，何不逐步开开放中国期货市场，让企业在开放的期货市场的博弈中逐渐成熟起来？而且，一旦我们的期货市场真正成为国际性的博弈场所，那么，靠着国家第一买家这个强大优势，我们将有机会逐步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话语权。进而，我们将在国际市场上把握主动，在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上摆脱处处受外国牵制的被动局面，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跨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开放期货市场，使中国的期货市场尽快与国际接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

国储铜几年轮换一次

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铜价快速攀升，持续上涨的时间和上涨幅度均超过以往，世界各大机构纷纷预测在此轮上涨之后，国际铜价将步入下跌时期。

中型燃悉文名

国储铜事件

实质

过剩铜供应

发生时间

2003年下半年以来

表现

铜价快速攀升

目录

1国储抛铜大事

2事件介绍

3事件经过

4事后结论

国储抛铜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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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30日国储局召开会议，就国际铜价问题进行研讨。会议之后，国储局对外宣布，将在近期向市场抛售3万到5万吨铜。

2005年11月9日国储局的主管部门国家发改委发布通告，宣布为抑制中国的铜价，中国将向市场抛出一定数量的储备铜。

2005年11月11日国储局声称其持有130万吨库存，比市场预期的要高出100多万吨。

2005年11月16日国储局第一批2万吨储备铜竞拍，计划出售的2万吨铜全部售罄。

2005年11月17日国储局官员表示，中国交易员刘其兵在伦敦市场上所持有20万吨空头头寸属于个人行为，该人也不再是政府雇员。

2005年11月23日国储局第二批2万吨储备铜竞拍，6629吨铜流拍。LME铜价跌至每吨4020美元的两周低位附近，在尾盘时回升至4098美元。

2005年11月30日国储局第三批2万吨储备铜竞拍，6100多吨铜流拍。LME铜价创下每吨4270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国储第三次抛铜压价的意图再度落空。

2005年12月7日国储局第四批2万段卜吨储备铜竞拍，再度遭遇大面积流拍，仅成交3700吨。国际铜价依然逆市上涨，创下期铜百年来最高记录4466.5美元/吨。[1]

事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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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储铜事件

如英国商品研究所2004年11月预测，2005年全球铜供应将出现10万多吨的过剩；2004年11月中旬举行的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年会上，国际大投资银行也大多预测2005年铜价会下调，市场将继续过剩。但实际情况却是国际铜价的逆市上涨，在2005年11月更是达到期铜市场百年来的最高纪录，每吨高达4146.65美元。“国储铜”事件正是发生在有关机构预测国际铜价会下跌，但实际却持续上涨的时期。

2005年11月9日国家物质储备局(简称国储局)发布的国家储备铜竞价销售公布称：为缓解当前国内铜供应紧张的状况，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国储调节中心受国储局委托，于2005年11月16日拍卖2万吨国家储备铜。

在此后短短的一个月内，国储局举行了四场现货铜拍卖会，拍卖起价一次比一次高，给市场带来的冲击一次比一次大，其中，第三场拍卖起价上海、宁波地区为每吨37140元，但首批100吨的成交价格就达38120元/吨，拍卖价远高过市场的预期，消息一经传出，沪铜期货和LME铜期货价格便快速上扬。

第四场现货铜拍卖会上，占2万吨拍卖总量80%的1.6万吨铜流拍的拍卖底价与市价不相上下，参与者怨声载道。尽管国储局声称抛售铜的目的在于满足国内铜的需求，平抑铜价，但市场更愿意相信国储局此举是在缓解其在期货市场的损失所带来的压力。

因为自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铜期货市场上通过LME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1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铜，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2005年12月21日。

但自2005年9月中旬以来，国际基金不断以推高铜价的方式逼空国储局，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不断走高的国际铜价无疑会给国储局造成巨额亏损，所以国储局不得不通过不断抛售国内现货来缓解压力，挽回损失。2005年年末，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坦言，由于缺乏对市场风险的有效控制，国储局在此次事件中损失惨重。

事件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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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初，国际市场盛传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下称国储）将释放五万吨库存的消息，随后，一向低调的国储突然亮出手握130万吨铜的“家底”，如此反常举动引起种种卜乎猜疑。几天后，外电报道了代表国储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从事铜交易的交易员刘其兵神秘失踪的消息。国储做空被套的盖子由此揭开。国际炒家穷追不舍，国际铜价屡创历史新高。这场悲壮的厮杀至05年年底尚未结束，但结果早已经注定……

谁能想到，在2005年的岁末，很少抛头露面的国储会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由于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期铜交易中被套大量空单，浮亏严重，加之操盘手刘其兵神秘“失踪”，下落不明，国储被全世界的媒体推到了聚光灯下。回顾过去，面对尚未愈合的伤口，人们的内心依然在隐隐作痛：株冶事件，3天内亏损1亿多美元；中储棉事件，亏损约6亿元；中航油事件，亏损5.5亿美元……国储铜事件，损失已经难以避免。

许多人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受害的又是中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太多的问题需要反思。然而，反思的声音依然微弱，人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推卸责任的借口，其中还包括许多乐观而离奇的论调。如果带着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去面对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国储铜事件绝非最后一幕悲剧，国际炒家的魔咒还将降临到我们头上，给我们带来新的痛苦记忆。

盘点国储铜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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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储铜的诸多报道和评论中，损失往往被掩盖，被淡化了。假如不盘点其中的惨重损失，这次悲壮的事件将很快被人们淡忘，也就失去一次痛定思痛、深入反省，并采取措施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的机会。

国储铜的损失到底有多少？国储中心向上级的解释是，中心不像市场传闻那样因为投机亏钱。其理由是，国储中心在国际市场均价每吨2200美元的时候购进了15万至20万吨铜。伦敦市场2200美元买的，上海市场价格38000元左右卖掉，即相对于伦敦是3700美元卖掉，这样算下来，等于一吨赚了1500美元。中心在伦敦空头建仓位置是3200美元，如果平仓，算在3400美元均价，然后再亏掉300美元升水，等于是3700美元平仓。“在伦敦是亏了1500美元，在上海市场赚了1500美元，两头一算账，没有亏什么钱。”

这种说法只能糊弄外行人。

国储中心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铜，做的是现货交易，这种交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铜消费大国并非什么稀奇事，更何况国储的职责就是进行物质储备？说得再直接点，即便国储不进口铜，也会有别的部门负责进口铜，国储中心焉能将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国储亏损是在期货交易上，是实实在在的亏损，拉现货赚的钱来消减期货上的亏损，国储中心的良苦用心不难理解，然而，这只能是欲盖弥彰。

国储中心可以对公众隐瞒真相，但它却骗不了银行。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指出，由于缺乏对市场风险的有效控制，“从国外的巴林银行、安然公司，到国内的‘中航油’、‘国储铜’事件，无一例外地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作为“惜墨如金”的银行高官，刘明康用了“惨痛”一词，国储铜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当大家都盯着刘其兵的空单的时候，不要忽略了那些跟着他做空的人。据媒体披露，这些被怀疑是老鼠仓（即先用个人资金建仓，再用公有资金推动大势向与自己建仓的方向走，在公有资金的掩护下，安全地赚钱，因做法过于卑劣，故以老鼠称之）的空单，数量同样惊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让国储中心没想到的是该中心进出口部主任刘其兵和他背后巨大的老鼠仓。“应该在1：1至1：1.5之间，也就是说20吨国储空头的话，老鼠仓应该有30万至40万吨。不然基金不会费这么大力气挤仓。”接着又有媒体披露，国有五矿集团旗下的五矿有色在伦敦交易期铜，就产生了2亿以上的亏损。这些损失算起来，将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

国储期铜事件所造成的亏损远不止这些。期铜价格上涨，带动现货铜价一路上涨，作为世界上铜消费量最大、进口量最大的国家，我们的相关企业由此承受的损失，将是一个天文般的数字。强大的市场需求决定着，我们的企业除了停产，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无奈地接受高价铜。而对铜的需求，势必会推动铜价进一步上涨，无疑，我们的企业将继续被宰割。这个损失，对于我们这个铜消费大国，已经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必须正视的是，国家物资储备是国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战略后备力量，是保障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国储中心愚蠢的交易行为，已成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因素：铜价飞涨，国内企业苦不堪言。事实上，当国储中心从负责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调节向投机赚钱的方向转变时，它就已经开始背离其固有的职责。而这，正是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根源。而这，才是国储造成的真正危害！

国储在期铜事件上的负面影响，已经不再是钱的问题，而是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腐败是悲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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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储铜事件发生后，人们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对这次事件进行剖析和反思。其实，技术问题还在其次，根源在于腐败。

一些从事期货交易的专家透露说，中国公司，尤其是那些没有取得期货交易资格的公司，之所以敢于冲破法律的限制，在海外做期货交易，关键是为了牟取私利。他透露说，这些公司的账户往往是公私不分，换句通俗的话说，赚了钱是自己的，亏了钱是企业的。这也正是中国公司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出手“贼狠”的原因，反正亏了钱是国家的，怕什么？

如果不是这样，很多问题是难以理解的。比如在1997年的“株冶”事件中，国际期货市场上已从事两年交易的株冶工作人员，在LME大量卖空锌期货合约，卖出多达45万吨锌，而当时株冶全年的总产量也才30万吨。如果是正常的套期保值交易，全年总产量30万吨至少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这对于从事了两年交易的人来说，是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倘若不是出于攫取私利的强烈欲望，很难想像他们会如此超常规地甚至可以说是丧心病狂地去进行交易。最后，不得不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专门召开办公会议处理“株冶事件”，但由于空单超出株冶全年总产量的50%，中国除了斩仓别无选择。仅三天，中国便损失了1.758亿多美元，折合人民币14.591亿多元！

亏了由国家埋单，在某种程度上，“株冶事件”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这种结果将令那些利欲熏心的人更加有恃无恐，他们犹如一群嗜血的赌徒，拿国家的钱在国际期货市场上豪赌，赚钱的时候他们一言不发，被套住的时候将烂摊子交给国家。因而，人们看到的不是那些靠老鼠仓发财的投机者灿烂的笑容，而是一出又一出血淋淋的悲剧。

在这次的国储铜事件，媒体披露出来的老鼠仓的情况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据接近刘其兵的人士透露，光是刘这两年通过在期铜上的投机，就给自己的小金库增加了不下3亿美元的收益。假如不是此次空单被套，这些重重黑幕，恐怕永远不会进入公众的视野。

除了老鼠仓，腐败分子通过海外期货交易洗钱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8月10日的《上海证券报》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由于我国企业的境外账户难以有效监督，难以杜绝某些人通过期货交易洗钱的可能性。更紧迫的是，洗钱者利用市场漏洞，盯上跨市套利的手段，将会更加严重地影响金融安全。理论上完全存在这种可能性。跨市套利者都要在国内外分别开设A(境内)和B(境外)两个公开的账户，如果要把公开账户的资本洗出去，就需要再在国外市场开一个隐蔽账户C(境外)，将资金转移到境外B账户可以合法地进行，再把B账户资金通过一些手段流进隐蔽的C账户。一般有以下两种可能的方法。

第一，在有公开的跨市套利交易中，A账户与B账户具有方向相反的头寸，以博取正规的套利差价。需要洗钱时，又让C账户和B账户建立相反头寸，利用目前我国头寸较大时，B账户亏损概率极高，这样C账户就很容易赚取B账户的钱，从而达到洗钱目的。

第二，洗钱者与外盘有实力的基金内外勾结。同样先让隐蔽的C账户和公开的B账户建立相反头寸，然后基金找机会在短期内突然打击B账户使其严重亏损，或干脆就协同外人使B账户头寸被吃掉，由于期货交易的特殊性，亏损严重就必需认赔平仓，操作者就可在认赔的同时，让隐蔽的C账户也平仓，这就自然地使C账户依赖B账户获取暴利。有中国头寸长期被逼仓的现象作掩护，就很难发现是洗钱。从时间特点上看，2003年10月到11月一次套利就具有这种嫌疑。在不能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我国在境外账户的期货交易，很容易演化成灰色交易，纳税人的钱很容易成为腐败分子的猎物，当他们贪婪地对准目标时，无论企业亏损还是盈利，他们个人都将有机会赚钱。

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储铜这样的悲剧还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