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湾区期货保险 广州期货交易所年内落地在望随之而来的还有这个新品种
为什么很多人説《纵横大湾区》中是深圳被港珠澳抛弃了
“特区特不特”的争论虽然被人为制止，后续影响却不可小觑。这就像落了根的风湿病痛，每遇潮冷天气，便要发作一番。
1997年，香港回归，深圳经济特区特下去的一大理由——照应香港回归——似乎已经不是理由了。那么，香港回归之后的深圳何去何从？你对深圳的未来是看好还是看衰？你之于深圳，是到来还是离去？坊间所谓“深圳主义者”的自觉，深圳人对于深圳城市命运的理性思考，实始于此时。1997年6月来到深圳的金心异，后来写了篇网络长文《深圳，你是到来还是离去？》，并与网络名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呙中校各持“乐观”、“悲观”姿态，互为“黑白脸”，长期争辩。同样于1997年来到深圳的老亨，也是基于对“深圳问题”的执着，创办“一切与深圳有迹行关”的因特虎网站，专议深圳人、深圳事，并由此酝酿提出“深商说”。“深圳主义”，一时洛阳纸贵。
似乎就在深圳繁华渐褪之际，上海浦东却正光鲜登场。巨大的反差，引发了深沉的思考，也引发了狂风暴雨般的论争。
2001年，《北京青年报》记者汤正宇发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谁是中国未来“经济之都”？》的报道，瞬间把雨打芭蕉的城市比较变成了一场城市论争的狂风暴雨。文章直指：“珠江虎”不敌“长江龙”，中国经济重心正在北移上海、北京。北上广深的城市竞争再也摁不住、藏不住，由此公开化、白热化了。
2002年11月16日，28岁的呙中校以“我为伊狂”为网名，分别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上贴出了长达1.8万字的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这篇文章恰如一枚深水炸弹，引爆了一座城市的集体情绪，不仅从网上波及到民间，也引起了政府官员的热议及主政官员的公开回应。
文章作者从民间视角出发，通过资讯的收集与分析，发出了深圳面临衰落的“盛世危言”，把一个人人有所觉察、但大家都不便言明的“潜话题”推向了前台。
2003年初，《南方都市报》在半个月里连续推出《深圳，你被抛弃了吗？》大型策划报道，在深圳乃至广东、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新浪、搜狐、深圳热线等网站，凤凰卫视等媒体纷纷跟进，深圳的命运和未来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2003年初，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通过南方都市报的牵线，与“我为伊狂”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平等对话。其后，国务院调研组再次约见颂州改“我为伊狂”，认真听取真正来自民间的意见与呼声。
“抛弃论”的背景和理据是：
90年代以前，深圳及其周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曾是各路人才争相涌入的热土，导致中西部省市一度有“孔雀东南飞”之怨。
2002年9月16日平安保险于上海宣布，将在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投资20亿元建造平安金融大厦，这听起来好像是深圳企业北上扩张，但据业内人士称，平安保险的核心业务部门已基本迁往上海，包括不久前迁出的集团投资管理中心，平安保险已经“金蝉脱壳”——公司实际上已迁往上海。2002年10月12日，在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两大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也拟把总部迁往上海。
更令人震撼的消息接踵而至。有媒体披露，招商银行迁址上海一事正在全面论证之中。另外，中信证券总部拟回迁北京，才在深圳成立的汉唐证券总部已迁往上海，全球500强之首的沃尔玛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把采购总部由野判深圳北迁到上海。
同时各路人才也随潮流而动，把目光投向长三角地区。一份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表明，上海与北京是大学生心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32.37%的大学生将上海作为第一就业目标，北京以27.67%居第二位，深圳以12.13%位居第三。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和人才正把目光抛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在这场关于21世纪经济话语权的竞争与高级人才的争夺之中，深圳显然已经落于下风。没有了政策优势，又受制于经济地理条件，深圳的这种劣势在竞争中越来越明显。
《抛文》开篇之后就直问“深、沪之争，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譬如金融业，主板市场归并到上海交易所，深圳失去了新股发行权，允诺给深圳的创业板却迟迟不能推出。黄金交易所在上海开业，深圳期货交易所却被撤并。
深圳，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曾经创造了诸多奇迹的经济特区，曾经是光芒四射的年轻城市，但到现在似乎已黯然失色。
“抛弃论”是对“特区不特论”的民间回应。有点悲情，有点愤懑，有点黑色幽默，有点正话反说，却绝没有破罐破摔，而是饱蘸“深圳主义”的激情与热爱。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深圳人不曾遇见过的。深圳话语权不再被垄断，网络化、民间化的深圳话语，有自己的句式，有自己的验证方式，也有自己影响城市、商业和社会的独特模式。
“抛弃论”也像“魔咒”一样，时时拷问着各色人等，得到各色不同的回答，若干年来，不曾断绝。“抛弃论”来自民间，迄今为止得到的最好的回应，也来自民间。
2003年8月22日，金心异以近5万字的篇幅撰写了更长的网文《珠三角失去竞争力了吗？》，承认：1992年之后的十年是上海在中国重新崛起的十年。这个崛起过程中最大推动力主要是：中央政府及民间对上海“中国经济龙头城市”形象的极力塑造，台湾IT产业对上海的热捧，以及跨国公司对上海旧梦的依恋心态。但是不幸的是，与“上海运动”同步进行的，还有一场“妖魔化珠三角运动”，这对大珠三角地区的国际及国内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文章以条分缕析、剥丝抽茧的手法，剖析了上海运动的“造神”之虚以及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夸张之缪，并且援引保罗·克鲁格曼的“信心说”，告诫深圳人不可在上海宣传造势的喧嚣中迷失自己、失去自信。保罗·克鲁格曼在《预期消褪的年代》一书说过，经济增长很多时候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如果人们都预期经济会景气，那么大家都会增加消费和投资，结果经济就真的景气起来了；如果大家都预期经济会衰退，那么就都减少消费和投资，那么经济衰退就真的来了。
一个城市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对发展最为关键的正是市民的信心。大家都抱怨，这种失望和抱怨就互想感染，对这个城市的信心就渐渐消磨，最后这个城市就真的没有前途了。
文章更以详实的资讯、意见和建议，透析珠三角整合之不足、整合之必要、整合之可能、整合之策略、整合之路径、整合之愿景蓝图与操作手法及步骤，至细至详，大展民间智库的魅力。文章建议以“穗港走廊”的概念来取代“香港中心论”或“广州中心论”，消弥珠三角的龙头之争。此中智慧，时任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的阎晓培就高度认可。阎晓培后来调任深圳市副市长，发展金心异加入了她所在的致公党。由福田区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委员，到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异的参政议政经历，见证了民间话语、民间智慧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影响，是乃上海之所无，深圳之所有；呙中校的“抛弃论”言官方难言之隐，申民间不屈之义，引来国务院调研组专题调研，是亦乃上海之所无，深圳之所有。
如此这般的城市，谁得而抛弃之？
06
六问：岭南，可堪承受商业文明之重？
平安、招商、中兴、华为等企业总部的可能外迁是“抛弃论”的重要表征，以至于后来每每指陈“抛弃论”不成立，都以这些企业总部依然安守深圳作为反证，却无人深究：是企业外迁引发了“抛弃论”，还是“抛弃论”阻遏了企业外迁？
但是历史上“粤企迁沪”确是不争事实。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主要舞台一直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始终未能进入主流。明清以降，伴随着西方商业力量的崛起，滨海之地先近商，广东开始由农业文明的边缘转而成为商业文明的高地。广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最繁华的一个商业中心，这是粤商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商业龙头老大的角色。然而，这把老大交椅还没坐热，就被当时还只是个小弟的上海夺走了。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凭借地缘优势，从小小的凇江县一下子跃升为中国乃至世界性的商业中心。
一个被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史实是：上海商人的始祖，主要的不是宁波帮，也不是江苏帮，而是广东帮。近代粤商后来大多成了沪商。活跃在近代上海的广东人不可胜数，仅广东香山小县，就有孙中山、容闳、唐绍仪等名流，徐钰亭、徐宝亭、徐润、唐廷枢、唐廷植、唐瑞芝、唐国泰、莫仕扬、郑翼之、徐渭南等买办，郭乐、郭标、郭泉、郭葵、郭琳爽、马应彪、蔡昌等百货业巨头，方举赞、马玉山、郑伯昭等实业界巨子，还有撰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艺术家郑君里，音乐家萧友梅，电影明星阮玲玉，武术明星卢炜昌、陈公哲……，可谓猗欤盛哉!
反观广东，第一个剿丝厂、第一个织布局、第一个造船厂、第一个电信局、第一个银行、第一条铁路……，无数近代商业的第一都是因为粤商的参与，但是当上海后来居上的时候，广州却在一场大火之后一蹶不振。
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第一批出洋打工经商的人、第一批海外留学的人、第一批为创建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奔走呼号的人……，广东人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作为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中国，但是上海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在商业文化和商业制度方面的创造性成就，广州商人一千年也未曾达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似乎在经历另一次轮回。改革开放自广东始，自深圳始，成千上万的人们南下广东，投奔深圳，他们在早期的改革开放中筚路蓝缕、胼手胝足，打造出平安、招商、中兴、华为这样的深圳名企，现在却有可能因为浦东开发而北迁上海！正是因为“抛弃论”直截了当地揭示了这种可能，才引发了人们的共鸣，也促使人们深思：现代商业文明女神的裙裾扫过广东之后，会不会又在上海飘落？珠江三角洲是否天然不具备产生伟大商业城市的条件？广州、深圳是否仅仅是特殊政策背景下昙花一现的商业奇葩？岭南到底有无成为伟大商业中心的天赋条件？万千菁英，是该继续南渡，还是应该北归？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因特虎老亨开始系统研究“深商”问题，并于2006年出版第一本关于深商的专著——《深商的精神》。
在对中国商业历史和商帮历史的梳理过程中，老亨注意到，曾在《史记》中写过《货殖列传》的司马迁，对楚越之地为何“不是经商处”，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耕鱼，或火耕而水缛，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致偷生，无积聚而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少人众，数被水灾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是蚕。”
太史公的意思：江淮以南、楚越之地，自然条件比较好，人们不耕、不织，尚不至于饥寒，商业就更无必要了。沂泗以北，秦夏梁鲁，天灾人祸的，必须常备不时之需，所以平时要加紧耕作，发展农业；养蚕织布，发展工业；仰机取利，发展商业。
岭南更在江淮以南、楚越之南了，古称南越。植被之丰，水草之茂，更胜江南，更不是商业形胜之地。后来，江南商业的发展是与北方过度开发、粮草资源匮乏有关的。加之战乱频仍，于是衣冠南渡，繁育江南。江南粮棉丝茶要大量供应北方需求，成了大宗商品，于是开始了集约生产，长途贩运。这是江南商业繁荣的肇始。
岭南则不同，岭南的物资救不了北方的急。逶迤峻峭的南岭是南北交通的肠梗阻，南越的物产无法通过古代陆运系统或自然水系大规模向北方输送，只有看起来比较希奇古怪的轻巧物件如珍珠、玛瑙、象牙、香料、海外器物等，才可以翻山越岭，抵达北方宫廷大院，获得王公贵族的青睐，赚取价值不菲的回报。广州，就是因为既能将夷人势力屏障于外、又能将番邦珍奇纳贡于上，才得以成为中国两千年不曾关闭的对外贸易商埠。
正是这一丝未曾掐断的联系，使西方商业文明得以在广州试水，得以在澳门立足，得以在香港成气候，得以在近现代、乃至当代以来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的方向与进程，这是广州商埠与古宁波商埠、古泉州商埠大大不同的地方。
当农业传统过于沉重，商业新苗无法在本土萌发的时候，广东成为嫁接外来商业文明的枝桠，这一点，是太史公也未曾料想得到的。
与徽商的财富得自国内贸易不同，粤商的财富得自国际贸易；与晋商的财富得自欧亚内陆也不同，粤商的财富来自浩瀚的海洋。
早在西汉初年，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带领船队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
汉武帝时期开辟的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经魏晋时期的拓展，到隋、唐、宋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空前繁荣。当时广州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做“广州通海夷道”：由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洲，途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
盛唐时期，每日到达广州的海外商船11艘，一年4000多艘。每船载200人，一年有近80万客商抵达广州。诗人刘禹锡因此感叹：“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宋元时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称：“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个城市的船只多”。
明清海禁，只剩广州“一口通商”，官方主导的对外贸易达到极盛，出现了财大气雄的“十三行”。彼时的广州城“番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嘉庆10年，仅朝廷正税，就达到1，641，971两，而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两。广州因为海外贸易，成为“天子南库”。广东商人更是长袖善舞，获利丰厚。十三行首富伍秉鉴个人财富多达2600万两，几达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不但在国内拥有大量的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还投资美国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
昔日广东商人得自海外贸易的确切财富已经无法考证。我们可以推算出十三行行商们的财富：他们多居住在广州关西，历史上“关西大屋”800余座，今天还有几十座残存。通过大屋的排场，可以推算出屋主的殷实程度，依次类推，不难想象“行商”的财富实力。但是那些不受官方控制，被视为“走私”的民间“帆船贸易”，他们的贸易利得就无法简单地估算了。
事实上，明万历年间，粤人纷纷合资造船，结成贸易团伙，冒险出海，这才是粤商作为一个独特商帮而不仅仅是朝廷商业垄断手段真正觉醒和崛起的开始。从那时起，“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这些非官方商人，除了地近澳门的珠江口西岸地区的广府商人以外，还有粤东地区的潮汕商人。他们并不仅仅固守本土，往往还主动出击：新马泰等东南亚地区、南北美洲、大洋州……等等，都是粤商们历史悠久的商业领地。今天，已经成为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梅溪牌坊、赤坎欧陆商街、澄海中西合璧的商人故居……，记录着近代广东商人海外拓展商业的艰苦历程和辉煌业绩。这样的业绩从纯粹经济意义上讲，远远大于官方垄断的“十三行”，从社会意义上讲更是封建商行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正是因为商业利益比皇恩还要浩荡，重商轻官在岭南蔚然成风。徽商其实是重仕轻商的；晋商对经商看得过于严重，让人轻松不起来；江浙商人在读书作官还是下海经商方面的内心挣扎，着实让人痛苦；惟有闽粤之人，视经商做生意为当然，粤人尤其觉得天经地义，无可置辩。
尽管广州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两千年繁荣而不辍的商业大港，尽管广州“十三行”行商一早就是“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商人”，中原人真正注意到广东人，还是非常近代的事。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郑观应、容闳、徐润为代表的粤派人物可以说是牵引着近代中国的潮流。这种潮流初看起来不过是除弊兴利的改革、醒眼向洋的开放，最终却是指向了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气质格局大相径庭的现代商业文明。中原文化的一切智慧与手段似乎都对付不了这群其貌不扬、口齿不清的广东佬的讨厌的搅局，原因不是别的，是广东佬手握一枝法力无边的“魔棒”：商业，商以兴利，商以强国，商以新文，商以革政。
粤人重商，但是粤地能否成为商业文明的重心却是个疑问。
广州，尤其深圳，显然不会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中心城市。譬如长安，譬如洛阳，譬如开封，譬如北京、南京，那是平原的中心、车马的中心、舟楫的中心，皇权辐辏，天地之中。深圳不是这样的城市，深圳是山之一角，海之一隅，前面是波涛微茫，后面是重峦叠嶂，植被之厚，瘴气之重，刀不能耕，火不能种，历千年而不开化，良有以也。
深圳也不会是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城市。近代的火轮、火车尚不能征服岭南的蛮荒。那时的轮船吨位尚小，可以直达内河航道；那时的火车、汽车还只能在平地奔跑。地势低平、河道纵横、地理位置靠海而居中的上海成为近代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不二之选。而广州、香港，虽有河、海之便，而无便捷通畅的腹地，即使曾领近代工商文明之先，也不能先发先至。所以岭南商人大多先后迁徙到上海。
今天的技术水平则完全突破了山海地理的局限。高架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越崇山峻岭如履平地；民用航空器拉近了岭南与华北的距离，浩瀚的南海成为南中国的内湖；空调器的广泛使用，使得岭南亚热带气候不再闷热；现代建筑技术使得依山临海而居成为一种惬意；大型海运集装箱运输使得黄浦江这样的内河航道形同摆设，而象盐田港、维多利亚港这样的天然良港则成为一个世界性商业城市开埠建港的根基；谷物不再是现代生活的全部食品，岭南、东南亚的果蔬之丰，南中国海的鱼鲜之富，不仅是当地人的口福，而且是新型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的绝对优势；环珠江口带状城市分布，疏密有致，绝无“摊大饼”式的老大城市弊病……
中国文明重心南移，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是大势所趋。
汉唐时期，黄河流域是绝对的重心；两宋时期，重心就开始向长江流域南移。今天的华北地区、中原地区在长期过度开发之后，地力尽耗，草木不长，水源枯竭，风沙肆虐，已渐渐不适合人居。长江中下游地区虽是鱼米之乡，但是人口密度过大，农业开发已属过度，再加上工业开发，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惟有浙东、福建、广东等地区，靠山而近海，气候好，阳光雨水充沛；开发晚，生态系统较完整；海滨地带狭长，与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相若，有富裕人群心向往之的理想居住环境。多民族、多国家、多元思想、多种文化、多年生聚……，环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力和潜力，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每每得到印证。
不仅是重商的传统和新兴工商业技术，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粤人对西方文化的宽容，对内地移民的宽容，最终也结出了善果。英国人把西方商业制度成套地搬到了香港，而深圳商人从一开始就是有理想、有文化企图、有成建制的创新愿望的。这些传统粤商的短处被外来者和后来者悉数弥补。有此之故，新粤商完全可以承接中国文明重心的继续南移，并悄然将商业基因成功地植入以往的农业文明的母体。我们都会是这一历史壮举的见证者。
广州期货交易所年内落地在望随之而来的还有这个新品种
粤港澳大湾区再次传出新动态。昨日，市场有消息罩悉吵称，三家以跨境金融为突破口的金融机构将在南沙自贸试验区内设立，其中，广州期货交易所更是有望年内落地。对此，多位市场人士向期货日报记者表示，作为广州期货交易所首推品种，碳排放权期货年内上市的希望很大，目前正积极推进中，此外，相关部门可能更倾向于以股份制设立该交易所。
粤港澳大湾区再传新消息：广州期货交易所有望年内落地
昨日，据第一财经报道，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的示范窗口，南沙自贸试验区正在以跨境合作、金融创新为突破口，进一步加速金融要素的聚集，未来，将会有三家以跨境金融为突破口的金融机构新设在自贸区内，其中，广州期货交易所有望年内落地，目陆铅前落地准备正在有序推进。
此外，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目前正在开展前期论证工作，并协助省市相关部门筛选粤港澳三地有实力和影响力、符合条件的机构参与大湾区银行筹建。区别于普通银行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未来将以跨境金融为主要突破口，聚焦与港澳联系紧密的业务。
同时，南沙自贸局还将新增一家寿险公司：富卫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这将是中国保险业允许突破50％股比新政后的首家合资人寿保险公司。据了解，富卫中国人寿除了外资股东外，还将有一些民营企业作为内资股东，但最终股东人选并未确定。
“据我们了解，目前在设计方案挑选产品的过程中，估计年底交易所挂牌略显紧张，但若抓紧还有可能。除了碳排放权期货之外的其他品种在年底前上市交易，几乎不可能。”广州地区期货业某业内人士表示。
另一名接近人士则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年内推出碳排放权期货的可能性很大。
广州期货业发展几经起落，大湾区规划助力期货交易所重启
事实上，作为全国期货业发展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广州期货交易所的重启受到市场持续关注。虽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相继设立华南商品期货交易所和广州商品期货交易所，但由于市场发展不完善，甚至出现投机过度现象，广州的期货交易所在1996年开始的全国期货业清理整顿中被关停取缔。
而自从2006年开始，广东省与广州市开始踏上启动恢复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的路途。近十多年来，重开期货交易所不仅成为广州两会的必提话题，广东省有关部门也持续向国家有关部委递交材料，推进前期研究工作。
经过多年的努力，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终于迎来希望的曙光。今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广州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研究设立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
同时，规划纲要还表示，支持广州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提升国际化水平。
事实上，从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情况来看，目前已具备发展绿色金融的基础。其中，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已于2010年9月份成立，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已于2012年9月份正式挂牌成立；香港已在2018年至2019年度的财政预算中规划了发展“绿色债券”的蓝图。
而今年1月，广州市市长温国辉也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全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建立健全工作架构，完善穗港、穗澳对接合作机制，携手港澳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何种形式设立交易所？与现货交易所是否有关？
目前，有关于建设广州期货交易所的具体进展仍没有公布官方消息。交易所应该以怎样的形式设立，碳排放权产品有哪些初步设计方案，市场观点不一。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了解到广州物侍期货交易所更倾向于股份制的设立形式。“预计广州交易所集团将有望成为股东候选人，但是否引入已有的四家商品期货交易所以及能否获批尚不清楚。”
他认为，如果广州期货交易所能够真正落地，那么较大概率出现上述的商品期货交易所入股的情况，广州期货交易所也将纳入证监会体系监管。
而从碳排放权期货的产品设计来看，该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方案可能会以广交所集团下的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产品为基础，再进行升级改造。
另一名市场人士则认为，广州期货交易所的设立应该与现有的现货交易所联系不大。
据了解，成立于2010年的广州交易所集团（广交所集团），是国内首家从事权益和商品等各类要素交易平台投资运营的企业集团。目前集团下拥有广州产权交易所、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广州农村产权交易所、广州商品交易所、广州物流交易所等5家通过国家层面验收通过的专业化交易机构，全面覆盖各类国有资产交易。
其中，绿色金融板块是广交所的核心板块之一，而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则是是广东碳交易试点区域内唯一的碳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平台，通过创新配额抵押融资、回购交易、远期交易等碳金融产品，推出中国碳市场100指数、新能源资产投融资与交易、绿色产业投资等立体化综合服务。
本文源自期货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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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委发布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26条
昨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
《意见》要点
关注
研究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
研究探索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
进一步便利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为已购买港澳地区保险产品的内地居民提供理赔、续保、退保等跨境资金汇兑服务。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港澳银行购买港澳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以及港澳居民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
开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试点。
支持创投基金的跨境资本流动，便利科技创新行业收入的跨境汇兑。
支持从事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贸易新业态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指珠三角九市银行，不含上述银行在港澳开设的分支机构，下同）开立个人外汇结算账户，并凭相关单证办理结购汇。
贸易
支持从事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贸易新业态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指珠三角九市银行，不含上述银行在港澳开设的分支机构，下同）开立个人外汇结算账户，并凭相关单证办理结购汇。
研究建立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相适应的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促进跨境贸易、投融资结算便利化。开展港澳居民代理见证开立个人Ⅱ、Ⅲ类银行结算账户试点，优化银行账户开户服务。
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开展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
进一步便利跨国企业集团在境内外成员之间进行本外币资金余缺调剂和归集，在资金池内实现本外币按需兑换，对跨境资金池业务实行宏观审慎管理。
支持港澳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支持香港开发更多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及其他风险管理工具。逐步扩大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和范围，推动人民粗察缓币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便利流通和兑换。
金融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在宏观审慎框架下，向港澳地区的机构或项目发放跨境贷款。支持港澳银行在内地的分支机构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贷款服务。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按规定在开展跨境融资、跨境担保、跨境资产转让等业务时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符合条件的财务公司、证券经营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有序开展结售汇业务，为客户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与外汇衍生品业务。
鼓励外资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投资入股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研究探索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
进一步便利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为已购买港澳地区保险产品的内地居民提供理赔、续保、退保等跨境资金汇兑服务。鼓励港澳地区人民币保险资金回流。
研究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支持广东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在香港、澳门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及其他绿色金融产品。
投资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企业办理直接投资、外债和境外上市等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资金境内支付岩模使用时，凭企业提交的收付款指没历令直接办理。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港澳银行购买港澳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以及港澳居民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
支持粤港澳三地机构合作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纳入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统计。
允许港澳机构投资者通过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参与投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企业（基金）。
支持粤港澳三地机构共同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相关基金，支持保险资金、银行理财资金按规定参与相关基金。
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在内地发行金融债券、公司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
允许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非投资性企业资本项目收入或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用于符合生产经营目标的境内股权投资。
各方解读
企业
李楚源：这样的支持政策可谓是“及时雨”
广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楚源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央行等四部委提出加大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力度，让我们感到十分振奋，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这样的支持政策可谓是“及时雨”。
李楚源表示，广药集团一直都在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去年经过大半年的调研筹备，广药集团国际总部已经于今年1月3日正式落户澳门，举行了广药集团（澳门）国际发展产业有限公司成立揭牌仪式，接下来需要积极引进具体的合作项目，实现粤澳医药健康产业的深层次合作。
李楚源还表示，广药集团（澳门）国际发展产业有限公司是广药集团与南粤集团、澳门当地企业合资成立的，这既是粤港澳的产业合作，也是资本合作，接下来将重点引进科研项目、医药物流项目、大健康产品销售等。现在央行等部委提出加大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特别提出为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有助于项目的加快落地。这一新政策红利也为我们克服疫情影响，加大重大项目推进力度提振了信心。政策中还有不少旨在打破粤港澳不同金融体系，建立互认互通机制及绿色通道的措施，相信会帮助企业跨越一些合作的障碍，为企业减负增能。
许晓东：金融支持是目前各行各业迫切需要的
立白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许晓东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非常接地气！通过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金融政策和方案，能够有效地推动大湾区各行各业的发展，为发展注入活力。特别是在今年整个大环境发展比较紧张的情况，通过金融支持的方式助力，也是目前各行各业迫切需要的。
“对于长期扎根实体经济领域的立白集团来说，《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的推出，提振了我们发展的信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总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坚持金融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这可以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投融资困难等问题，极大地优化了粤港澳地区实体产业的金融资源，为实体产业发展助力。”许晓东进一步指出。
许晓东还表示，《意见》对帮助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进行业务全球化拓展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比如说，目前有些企业在扩展海外市场时，面临着跨境投资、融资、支付结算、风险保障等困难，而这些在《纲要》中都有相应的落地措施。这些措施同时整合了粤港澳三地的金融资源优势，让企业能放心地拓展跨境业务，提升海外品牌影响力，对企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专家学者
申明浩：“互联互通”是核心关键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互通”是本次《意见》发布的核心关键词。这将是大湾区、中国乃至全球的资金互联互通又一大举措。事实上，对于大湾区建设本身而言，互联互通就是一大重要任务。在疫情的关口，《意见》发布将对提振经济、复苏市场有重大的刺激作用。尤其像跨境贷款、跨境理财投资等措施，港澳居民可以共享大湾区的产品，可以投资内地的金融产品、享受政策福利以及参与其他的一些项目；内地的居民也可以享受港澳地区繁荣的经济金融市场，这些实际上对于提振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未来大湾区将建设成统一市场、经济进一步一体化、综合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深圳的创新创业中心与广州作为湾区的枢纽中心，以及制造业城市作为制造的基础中心这样的一系列互补优势，对于发挥协同作用也是有重大的好处。
韦立坚：大湾区发展和弯道超车的东风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大数据中心主任韦立坚向南都记者表示，《意见》的出台在当前全球疫情冲击的严峻经济金融形势下，给了粤港澳大湾区破局发展和弯道超车的东风。《意见》提出了大湾区金融发展的三个重要指向。一是重点推动互联互通，在金融方面率先破解大湾区一体化中的壁垒。二是重点发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发展特色金融，包括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都是目前大湾区在金融业方面有优势并能在国际竞争中弯道超车的重点方向。
林江：让大湾区成为制度创新试验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向南都记者表示，政府非常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之中香港的作用。这个《意见》的推出说明了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对金融支持和金融基建领域所起到的作用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当然，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这些产品的成效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和深化。最后，相关的建设意见非常具体，包括推动跨境征信合作，为湾区提供征信服务等。《意见》的出台，是希望湾区城市能够积极围绕这些对于国家新基建、新金融发展影响至关重要的领域先行先试，从而让大湾区成为国家在现代服务业创新领域率先做出垂范的制度创新试验区。
何飞：探索理财产品互联互通
《意见》第9条提到，探索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港澳银行购买港澳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以及港澳居民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对此，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何飞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跨境理财通之前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提到过，本次《意见》做了进一步细化，明确提出要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其背后有探索理财产品互联互通的意图，即既允许内地居民购买港澳银行销售的产品，也允许港澳居民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产品。当然，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出台操作细则，比如购买相关理财产品的前提有哪些，是否需要港澳银行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或内地银行在港澳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否要通过在线平台实现理财产品互联互通等。
金融机构
郁宝玉：我们感到十分振奋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郁宝玉对南都记者表示，“央行等部委提出加大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的力度，我们感到十分振奋”。太保广东分公司一直致力于在保险领域深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未来，太保广东分公司将继续发挥优势核心能力，重点对接粤、港、澳三地财产保险业务，探索跨境财产保险业务先行先试的创新模式。
宋跃升：为业界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行长宋跃升表示：“十分欢迎《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的出台，为业界提供更多发展机遇。我们期望有关措施可以尽快落实，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客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和体验。”
王冬胜：协助客户把握各项金融措施带来的机遇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总裁王冬胜先生表示：“汇丰欢迎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相信能够进一步促进内地金融市场开放、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国际化、跨境金融互联互通以及绿色金融的发展”。他还指出：“大湾区的总人口达到7000万、本地生产总值总计超过1.5万亿美元，规模可以媲美纽约、旧金山及东京等著名湾区。作为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在推动大湾区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担当重要角色。香港和珠三角地区是汇丰业务发展的战略重点，我们期待参与大湾区的建设，并协助客户把握各项金融措施带来的机遇。”
10万亿大湾区规划落地 谁是粤港澳金融龙头
从区域金融力的视角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有两大看点值得关注。其一，湾区五大战略定位中没有提及建设金融中心，金融业发展的相关目标放在了服务业部分表述，但立意却非常之高，提出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其二，谁是湾区金融的龙头揭晓。
2月18日，酝酿已久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这一重要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入新阶段。昨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宣讲会在香港举行，对于粤港澳发展的相关战略、优势和各地区的发展重点都进行了阐释。
规划纲要落地，对于身处大湾区的广东、香港、澳门，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区域竞争格局会否因此而改变？一直关注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并于2018年11月发布首份“中国区域金融力排行榜”的新财富发现，从区域金融力的视角来看，湾区规划有两个看点值得关注和研析。
01
看点一：湾区五大战略，并无提及金融中心
根据规划纲要所提到的战略定位，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更要建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五大战略定位中，并无提及金融中心。金融业发展的相关目标，主要放在纲要第六章《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第三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表述。
对于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两大交易所，香港和广州、深圳三大金融重镇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大湾区金融业的发展也在全国乃至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新财富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力排行榜”研究显示，中国31个省份的金融实力显著不平衡，其大致可分成四个梯队：主要金融中心和金融交易市场所在地的广东、上海、北京处于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的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天津、湖北、福建7个省市具备一定实力，却与第一梯队有一定差距；其他占据中国大半个江山的东北、中部、西部地区的21个省份，金融实力均处于较低水平。纵观整个榜单，中国金融资源的分布呈现向领先金融中心集中的态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突出(表1)。
表1:新财富中国薯孙区域金融力排行榜
资料来源：新财富
同处于第一梯队的广东、上海、北京三地，虽然金融实力得分差距非常小，各自侧重点不同，优劣势也各异，但广东最终以总得分7.39分，超越北京和上海，成为榜单上最具金融实力的省份。
北京虽然是全国性的银行中心、金融监管和决策中心，汇聚多数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具有强大的经济辐射力和商业影响力，但没有形成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上海金融中心的特征最为明显，无论是在金融业增加值、金融机构实力方面，还是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上优势明显，但在“资本化程度”和“民间资本活跃度”这两项指标上落后于北京和广东。
分项来看，在本次排名的六个维度中，除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这个维度上，广东的5.63得分低于上海的8.14分和北京的7.49分，在宏观经济实力、金融机构实力、融资能力、资本化程度和民间资本活跃度5个维度上，广东均高于上海和北京，均位列第一(图1)。
图1:广东、上海、北京金融实力对比
数据来源：新财富
在“融资能力”上，广东以2017年度22091.26亿元的社会融资规模，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省市区，得分6.46分，在人民币贷款、信托贷款、股票市场融资方面都具备优势。广东拥有深圳、广州两大金融强市，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存在，使之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方面也具备相对优势。
在“金融机构实力”维度上，广东的得分最高，为11.5分。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广东拥有银行类法人机构数219家，根据统计的券商法人所在地数据，广东拥有券商法人数量达27家，公募基金数量达34家，省内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也位于31个省市的首位。深圳和广州不仅各自聚集了一批国内知名的金融机构，同时，广东毗邻香港手春这一国际金融中心，坐享得天独厚的外溢优势。
在“资本化程度”上，广东拥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量最多，截至2017年年毕手耐底，广东有569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0.73万亿元。资本市场助力财富创造，在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中，广东上榜富人最多，一地贡献了113位富人，上榜者财富总额达28610.1亿元。同时，广东也是GDP大省，在“宏观经济实力”维度上，广东以2017年度89705.23亿元的GDP总量位列全国第一。
那么，何以大湾区规划纲要中，没有把金融中心建设列入五大战略目标？
是不重视金融业的发展吗？显示不是。新财富统计发现，在规划纲要中，对于“金融”一词的提及频率多达62次，甚至高于香港之外各城市的提及频次，其重要性凸显无疑(表2)。
表2:规划纲要中各城市的提及频次
而且，在《规划纲要》第六章第三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详细阐述了金融业的发展方向。
一是建设国际金融枢纽。
香港：发挥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
广州：支持广州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提升国际化水平。
深圳：支持深圳依规发展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加快推进金融开放创新。
澳门：支持澳门打造中国-葡语金融服务平台，建立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建设成为葡语人民币清算中心，发挥中葡基金总部落户澳门的优势，承接中国与葡语金融合作服务。研究探索建设澳门-珠海跨境金融合作示范区。
二是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产业。
香港：支持香港打造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建设国际认可的绿色债券认证机构。
广州：支持广州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研究设立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
澳门：支持澳门发展租赁等特色金融业务，探索与邻近地区错位发展，研究在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市场、绿色金融平台、中葡金融服务平台。
深圳：支持深圳建设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推进深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深澳特色金融合作，开展科技金融试点，加强金融科技载体建设。
对于金融业的发展目标和各个城市的金融发展定位，都作了详细阐释。其中，尤其是国际金融枢纽的目标定位之高，不言而喻，金融在湾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不可忽视。何以在湾区的五大发展战略中，未提及金融中心？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来观察，这或与经济转型升级、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有关。
虽然湾区金融业处于优势地位，但从整体环境看，防范金融风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稳杠杆仍是当前中国金融业的重要任务。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更是把防控风险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早些年中国金融业一些领域的“超前”发展不无关系，即流动性超前于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交易超前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自我循环、金融市场发展超前于监管和法律的约束。
在新财富“中国区域金融力排行榜”榜单上，有一个数据指标，即“金融业发展程度”下的“金融、保险业GDP占地区GDP的比重”，除湖南和吉林2省外，余下29个省市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均超过了5%。其中，有11个省市这一指标上的得分高于位于榜首的广东。部分地区金融发展是否发展过热，当地金融业发展是否真正服务于本地实业，不乏疑问(图2)。
图2:11个省市的金融、保险业GDP占比超过广东
数据来源：新财富
因此，在脱虚向实的大方向下，金融业需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而从大湾区五大战略定位——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来看，无论哪一个目标的达成，无疑都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其中，尤其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更将与金融业的发展相得益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在最近一次的媒体采访中也提到，“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对优质资本的竞争。所谓优质资本，不光是钱，还有高科技，技术含量要高。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有服务业、科技、法治、制度优势；澳门服务业水准很高；珠三角产业链完备，有广阔腹地。如果大湾区的制度衔接到位、全要素自由流动，又有技术又有市场，还有资金和法治，对于国内、国际的优质资本吸引力就太大了。华尔街不会放弃，欧洲、日本也不会放弃”。
金融和经济高度相连，大湾区已有的资本、交易市场等金融资源，无疑将为科创企业提供孵化土壤，而科创企业的成长又可望为金融机构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何况当今世界，科技与金融正在主导全球经济，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部分。全球城市的格局也在因此发生变化，一些老牌的全球中心，有的地位在下降，有的也在转型。像纽约不再仅仅是金融中心，也在向科技创新中心转变，纽约科技创新领域的从业人员数量以及科技、创意产业的增速在大幅提升。也就是说，未来的全球性城市将既是金融的中心，也是科技创新的中心。由此就可以理解，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并未以“金融中心”进行定位，但强调科技创新等，事实上有利于引导金融业通过服务实体经济做强做大，实现良性循环。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东兴证券策略及商贸零售行业分析师宋劲，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比较提出，中国的三个经济核心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未来的发展应分别对应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这正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中，对科创的定位相一致。
而如果长三角的发展对应于纽约湾区，那么金融业的发展应当也是题中之义。事实上，中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多个金融中心支持不同区域的发展。尤其是，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纳入战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科创板的落户，上海也可望突破创新短板，巩固全国性金融中心的地位。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广东、上海和北京三地可以各展所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探索金融业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服务创新，形成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成长为带动中国经济崛起的三驾马车，打造可与纽约、伦敦比肩的金融中心体系。
02
看点二：大湾区内，谁是金融龙头
全球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湾区，湾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9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7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图3)。
图3:粤港澳大湾区示意图
区内各市中，香港、广东、深圳的金融业发展居于领先地位，香港更是国际金融中心，不过，拥有证券交易所的深圳也不可小觑，2018年深圳GDP更超越香港，位居亚洲第五。那么，谁堪当区内金融龙头？其他城市是否定位为不同辐射层次和领域的区域金融中心？
湾区规划纲要中，对四大中心城市的定位均作了描述，其中，唯有香港的定位中提及金融中心：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由此可见，香港的湾区金融龙头地位彰显无疑。这也与其实力相匹配。
从宏观数据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服务业一直是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2017年金融及保险业占本地GDP的比重为17.52%，比例高于上海的17.4%，更高于北京，居国内之首；2016年，香港金融业提供约25.31万份职位，相对全港劳动人口的比例为6.46%。在上市公司数量和总市值上，2017年，香港拥有216家注册地在香港的港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达84437.88亿元。Z/Yen Group于2018年3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香港排名第三。该指数自2007年3月首次公布以来每半年更新一次，香港一直获评定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表3)。
表3:北上广、香港、澳门的金融实力比较(均为2017年统计数据)
细看其在金融领域的实力。香港具备稳定而灵活的资本市场，货币、商品、资金、信息和人才可自由流通，在股票市值、IPO集资、资产管理及银行等方面更持续在全球领先之列。此外，作为世界金融枢纽，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案人民币业务中心，还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及“债券通”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及发挥跨境资金融通作用。作为湾区金融重镇，地位尚难以取代。
不过，对于广深两地来说，金融业的发展也不无机会。广州、深圳长期是中国经济总量第三、第四的城市，其中，广州是华南地区的门户，深圳则是中国民营经济和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的城市。自1990年深交所开业，深圳成为中国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拥有了配置全国性资源的能力，宽松的创业氛围下也孕育出平安、招商等大型综合性产融结合的巨头。如今，深圳连年成为新增上市公司最多的城市，金融业增加值以及和金融业相关的法律、会计、咨询等服务人员的就业规模，也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金融服务业“金领”集聚地。
在大湾区规划下，除了依托本地科创、智能制造业共同发展，在战略目标之一的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方面，金融底蕴深厚的广深两地也可通过与香港探索深度合作，持续成长。
在《规划纲要》第六章第三节中，“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也是重要目标，在资金和产品互通、机构设立、金融监管协调沟通机制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划。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仅能增强湾区金融的核心竞争力，也将使湾区其他地区甚至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与大湾区建设，分享大湾区的发展红利。
这方面，湾区的其他7个城市应当更有机遇。纲要明确提出，支持珠海等市发挥各自优势，发展特色金融服务业。广东各城市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以大湾区内的广东9市为例，珠海、肇庆、江门的GDP占比均不到总量的4%，而深圳和广州所创造的GDP则占总量的58%，贡献了绝大多数的经济增量。发展不平衡，是阻碍广东建设金融强省的重要原因，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难点所在。
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7)》经济篇中提出，阻碍广东建设金融强省的重要原因，是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两大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不平衡、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在新财富区域金融力榜单的“金融业发展程度”这一维度上，广东得分仅5.63分，落后于北京和上海，甚至比第四名的江苏还要稍低。虽然2017年度，广东的金融、保险业GDP以6853.01亿元的总量位列全国第一，但是金融、保险业占全省GDP的比重为7.64%，不足上海和北京的1/2，也低于全国水平的7.95%。正是金融业增加值对地区经济的贡献不高，以至于广东金融业面临“大而不强”的局面。
不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指出，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引领作用，统筹珠三角九市与粤东西北地区生产力布局，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完善大湾区至泛珠三角区域其他省区的交通网络，深化区域合作，有序发展“飞地经济”，促进泛珠三角区域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形成梯度发展、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产业协作体系。
在大湾区发展规划的框架下，广东与港澳地区互联互通，无疑可望为省内金融业的平衡发展更添助力，改写广东金融业“大而不强”的局面，进而影响中国区域金融的格局，并将有助于区内有潜力的城市进一步提升金融业发展的国际化程度和竞争力，从而服务于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文章来源：新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