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控制期货市场 华尔街控制期货市场
华尔街金融自由体现在哪里
成因及影响
1962年，弗里德曼出版了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由他所建立起来的华尔街新的自由市场与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体系对于美国资本主义不只是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在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冷战语境之下，弗里德曼这本书几乎成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大纲，它在第一章中就把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划上了一种逻辑关系。
再加上金本位制的瓦解和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与货币匮乏相适应的低股价时代于是一去不复返了。从那以后，积极投资之风开始盛行，华尔街也进入了大踏步发展的时代。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正是在这之后开始大量出现的，特别是80年代之后。金融界给这些金融衍生品起了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名字——金融创新！从各种债券、股票、各种各样的指数期货，到类似于“美国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等等这样的看的人一头雾水的专用名词比比皆是。以至于到今天，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多到连华尔街投行里的顶尖分析师都不能完全掌握，更别说美联储里那些有些秃顶的经济学家了。
到底什么是金融衍生品呢？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A自然人想买一幢房子，于是向B公司贷款，B公司觉得A的信用等级并不保险，但又不想丧失这次交易的机会，于是B依然把贷款贷给了A，并把很多很多类似于A这样的情况的贷款债权，集中打包后，全部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了C公司，C是一个上市公司，专门从各个类似于B这样的企业以低价收购债权的，等着A偿还了贷款后赚取其中的差价。D公司是一家投资银行，他对C公司的未来收益情况比较看好，但又不敢冒然投资，于是就以认购权证的方式，购买了C公司发行的权证，也就是说，D投行在今后的某一天，可以以某一个特定的价格，购买C公司的一磨岁定数量的股票。但D投行自己也需要流动资金，于是就把这些权证再质押给E银行，套取一定数量的中短期贷款。而E银行为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又发明了一种企业债券，并向全社会公开发行。。。
您看懂了吗？如果连这个都没看懂的瞎信睁话，那您就更难理解华尔街实际上在使用的各种“金融衍生品”了，这些“金融衍生品”比我上面讲的要复杂几十倍，并且需要非常复杂的计算公式来计算他们的风险程度、未来收益预期，等等。
很多有识之士学者都认为这种金融创新实际上就是在“击鼓传花”，所有的金融衍生品就像一根长长的链条，并且相互交叉，错综复杂。此外，根据风坦禅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原则，越是风险系数大的金融产品，其未来的收益就越高（在不出现投资失败的情况下）。因而毫不客气地说，华尔街俨然成为了一个大赌场，大家都在赌某一家或一批高风险的企业是不是会最终不倒闭！这样所带来的结果是，金融市场总体的资金数量成十倍几十倍地放大，以雷曼兄弟为例，截至2008年5月31日，雷曼兄弟的总股东权益为263亿美元，其债务总额却竟然高达6130亿美元。
就这样，几乎所有金融类公司（银行、投行、基金、保险公司）都被栓在了一起，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大家都跟着受损失。我认为，这样的金融创新唯一的好处是有效地吸干了市场上的现金，降低了通货膨胀率，试想，如果人民把股市、基金、多如牛毛的各种公司债券都卖掉，这些钱再回到商品市场上来购买实际的产品的话，物价还不得涨到天上去？！但这样的金融创新，却并没有为市场创造出任何实际的价值，无非是A先生拥有了一套住房而已。
而这一轮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正是从“次级债”开始逐渐发酵的，也就是说，处于“生物链底层”的A先生的财务出现了问题，还不起贷款了！
除了金融衍生品这种游戏规则的风险之外，还有不太为大家所关注的“委托代理人”的风险。为什么这次高盛公司的损失远比其他投行损失小很多呢？我想事情要从22年前说起：1986年12月6日的早晨，高盛的合伙人们集合在百老汇大街85号二楼宽敞的会议室里正在讨论一件事情——将高盛改组成上市类型的公司。场面非常紧张，有的合伙人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执，还有一些人在声泪俱下的发表动情的演讲，大部分合伙人并不愿意放弃高盛这种独有合伙人制度。这样的场面在高盛将近130年的历史中，已经重复上演了无数次。而这时的高盛也是华尔街唯一保留合伙人制度的投资银行，这让它看上去那么与众不同。
在长达百余年的历史中，高盛管理委员会不断的提议把高盛改组成上市公司类型，然后再不断地被合伙人们予以拒绝。但这种保守的制度，制约了高盛公司的融资能力，限制了高盛的发展。到了1998年的8月，188名高盛公司的合伙人终于通过投票决定将高盛改组成上市公司。然而，高盛的合伙人制度的文化却极大的保留了下来，高盛很大程度上依然延续了紧密结合的合伙人制时代的特质。
虽然高盛已经结束了合伙制经营，但它却将合伙制对于风险的有效控制很好地继承了下来。问责制、风险评估管理等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决策流程确保了对于潜在风险全面客观的认识。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了2006年年底所发生的那一幕，高盛的首席财务官召集各部门主管，商讨当时尚未浮现的次贷危机，在各位主管报告完毕后，高层当机立断必须第一时间撤离房贷市场。
而类似于刚刚倒闭的雷曼兄弟这样的大多数的公司，他们早就已经成为了上市公司，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募集到大量的资金。公司的资产都是投资人股东的，而操纵这些资金的人，却都是每年领取上百万美元甚至数百万年薪的专业投资分析师。这些人穿着最高档的阿玛尼西装，开着奔驰汽车去上班。而他们在公司里都是没有股份的，又都是年薪制，没有几个人会想着在这家公司里长期工作下去。他们年终的奖金几乎是以业绩作为唯一的考核条件的，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以便年底能够拿到更丰厚的奖金，他们往往更加激进地参与各种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公司的长期利益关他们什么事？最多这家公司倒闭了，再重新换另一家！
这样的双重风险，最终造成了华尔街巨大的金融泡沫，再加上美国人无休止的贷款消费（在美国几乎没有人用现金购物，大家都是用信用卡消费，9月份的工资在8月份就花的差不多了），风险如同不断累加的“沙塔”，现在，这个沙塔出现了裂缝！
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AIG获得美联储的拯救之后，华尔街金融风暴是否能够得以最终缓解？现在谁都不敢打包票。我认为一个新的危险时间窗口将出现的10月中旬，华尔街各大金融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出炉之后。如果仍旧有某一家或多家企业出现比较大的亏损，恐怕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如果华尔街的游戏规则不做出革命性的调整的话，我认为更大的灭顶之灾只是早晚的问题。
而对于中国，损失是肯定要损失的，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包括最近公布的多家中国的银行持有雷曼兄弟公司的企业债券。但本轮华尔街金融危机，应该不会对中国金融企业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因为在中国比较保守的金融环境下，金融衍生品屈指可数，并且中国的金融企业大都以银行零售业为主，风险要小的多。况且，美国政府处于对本国资产的保护，一直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资金敬而远之，今天坏事变成了好事，中国金融业避免了一场更大的风险。
成因部分转自网络，来源于《经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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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如何透过期货市场控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比如国际小麦现货价格是6美元一蒲式耳，现在华尔街发布一个主流报告，说未来全球小麦的主产区由于受干旱气候的影响会普遍减产，因此报出了6.64美元一蒲式耳的6个月期货买盘。这样，会提高小麦现货的交易价格，因为如果现货买家不提高购买价格，卖家会受利益驱使，倾向于推迟交易，转而提高对期货交易的供给。不过，如果未来的情形不是这样，小麦并未减产，而是供应充足，期货买家就会裂粗发生巨额亏损，而以后的华尔街报告也会被降低可信度。
所以，你高估了华尔街的能力，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一定是以实际发生的情况作出合理判断，才能长期牟利，闷瞎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难以通肆罩镇过虚拟交易控制实际经济的价格表现（当然，偶尔的极端情况下，还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也要跟实体经济的参与者（比如小麦这事，与大的农场主联盟）共谋，属于操纵市场的违法行为）。说华尔街通过虚拟经济交易，能控制世界经济，只不过是阴谋论者忽悠左派愤青的神话。
期货为什么我老是做反 每次做每次做反
趋势是永不过时的技术
成功的期货操作技术十分简单，就是分析与趋势有关的主要因素，努力去把握正确的趋势，这样交易的胜算自然就提高很多。没必要揭开趋势的全部因素，那不是人能做到的事，提纲挈领就费力不大了。剑、棒是简单化了的趋势，不同级别的剑、棒组合是对空间和空间之间的的具体量化提示，剑、棒再生转换处的金蝉或正果将你进、出场点的风险控制在科学了的最小和回报结果的最佳，期货市场的动听语言是——趋势突破就跟进！选定的趋势不变则守,变则动。趋势众因相合生，因分则缘弱，缘尽则势消。剑来时应之，随之；棒来时亦应之，随之；剑、棒组合的空间小就观之，待之。
输家不但从数量上还是资金量上都要远远超过赢家，这是期货市场正常运转的前提。所以美国华尔街流行这样一句话：市场一定会用一切办法来证明大多数人是错的。很少受伤人的最大原则就是避开风险而不是攀比赚多少钱。剑棒延续过程中的实盘没必要多变，过程中的测顶和猜底只是分析，还没到实战兄咐侍上的操作。战略的制定在于控制大风险，战术的运用在于不让多数人挣钱。不要执拙追求暴利，因为暴利难以稳定持久。开期货市场的本质不是考虑怎么赚钱，而是有效地控制风险达到保值增值。风险管理好,利润自然来，进出次数很次要，守住盈利底仓才重要，更大的回报才能跟来。风险既然是期货市场上的第一，策略的重点就是多制定防止风险的措施，所以实盘中的止损就那样多，更重要的是实盘细节上的小错误足以让你小命丢半条，所以保命保健康就成了当然的第一位，经常止损的功羡吵绩也在于此。投机市场生存的两个基本原则：顺势交易、严格止损。正常趋势的尽头需要一个延缓的过程，就象船的转向一样，越庞大的船只，转向的尽头就越需要缓慢，也越艰难。趋势一旦转向，就会延续下去，即使再次转向，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缓冲。惯性是趋势的本质！在一个大范围内，走势具有极强的连续性。中长期的趋势开始转向的时候，庞大的系统惯性将使之延续，这就是市场中的确定性。精明的交易者就是利用市场的缓冲来进场、惯性来赚钱！
头脑清醒的人善于审时度势简旁，他们明白真正的勇敢是善长躲避危险而不是去征服危险，莽汉匹夫才去逞一时之雄。介入的最好时机是等剑、棒结出金蝉、正果并后知而动，这时已将风险化解为最小,剑、棒的发展已成明确的保护和延伸。常胜将军最是明知不为不为之,他们最擅长选择形势，对他们来说是必胜的时候才出击!
杰出人物如牛顿、爱因斯坦、罗斯福都在金融投资中遭受挫败。牛顿在事后说：“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要有好的心态，信自己被证明了的正确理念和模式，别为暂时的输赢就随便改来变去的,正确理念和模式终究能慢慢向罗马爬去。听说过期货技术分析误区吗？科学家过多的关注于细节的研究，导致了忽略大图形（高级剑、棒）的踪迹。低级剑、棒运动转换的精度虽高，但时效性不长；高级的剑、棒更耐长久，消除了很多细节上的变化。时间越长，趋势变化越少，虽然简单不刺激却以持仓不动应万变，但是多数人的耐力缺陷使之难以做到。不是多数人不知道，是人性的共性弱点阻碍了人们攀登成功的脚步。
真正的利器是自己的感悟与思想，跟随趋势交易---永远不被市场淘汰的技术。
华尔街职业经理人搞垮了哪些公司
在美国电影《华尔街》中有句台词：“贪婪，不管什么样的贪婪，贪恋生活、贪图钱财、贪图爱、知识等等，都标志着人类的进步。”
这一次，华尔街终于为这种“伟大的贪婪”付出代价。抛开资产减记、次级贷款、CDO、衍生金融工具这些商业词汇，我们把视角放在危机的另一面：人性，以世冲及由此带来的领导力的衰退。在沃顿商学院看来，华尔街过度专注于个人财务目标，是领导力衰败的根源，而领导力的衰败震撼了整个金融服务领域。不过，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梅建平给美国政府救市团队的领导力打了“A”分。

领导力衰退加速了华尔街的倒塌
（沃顿商学院研究报告，有删节，点击查看全文）
美国国际集团（AIG）、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以及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要想活命，需要政府的救助或者接管。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了，美林（Merrill Lynch）被卖给了他人。培岁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们认为，公司令人震惊地相继倒塌，显示了整个金融服务领域领导力的大规模溃败。这些麻烦重重的机构的高管们，在提升绩效以及提高自身薪酬水平的征战中，可能忽略了或者未能认识到自己的公司所面临的风险水平。而当市场变得对他们不利时，他们所领导的那些庞大机构便轰然坍塌了。
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认为，这种领导力的衰退，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公司开始专注于将对执行官的激励与股东的利益统一起来。他认为，在管理中，以牺牲公司整体的最佳利益为代价，过度专注于个人财务目标，是领导力衰败的根源，而领导力的衰败震撼了整个金融服务领域。
“我们应该开始思考这种方式是否真正有效的问题了。”卡普利说，“这种激励方式似乎对负责人颇为受用，但是，对公司也确实有效吗？这种方式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当然并不灵验。股东和那些持有公司股份的高管们陷入了麻烦，不过，他们的麻烦正在以我从未见过的方式弥散到经济生活中。”
苛刻的管理者，狭窄的视野
卡普利认为，很多华尔街经理人索性选择了“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他说，有些经理人确信，只要自己聘到了聪明的人，并为他们的工作成果提供优厚的奖金激励，那么，公司管理自会“水到渠成”的。
卡普利曾对在金融领域，尤其是在投资银行领域工作过的MBA毕业生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这些领域的经理人表现得尤其无情而且低效。这些经理人很少提供反馈，他们希望员工长时间呆在办公室里，即使员工的工作并没有效能，而且还会破坏员工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长时间的工作掩盖了在管理上缺乏纪律和计划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用奖金摆平，很多很多问题都这么处理，根据个人的绩效表现来处理。”卡普利在最近的《人力资源高管》杂志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为取得个人的目标不惜冒险，哪怕这么做会将其他人或者整个公司置于危险境地，人们似乎广为接受这种做派。掩盖失败成了行为标准。”
沃顿的法学与商业伦理学教授托马斯·唐纳森（Thomas Donaldson）谈到，高层管理者往往狭隘地专注于有关自己公司的问题，而对那些在本行业中发生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而那些问题与整个金融服务业和银行业更为广泛的问题的联系极为紧密。这些行业的所有人，都应该更好地适应正在慢慢迫近的危机和道德问题。”他说。
尽管复杂的证券化过程让人们很难确定资产的真正价值，不过，从行业外来看，人们或许很容易看出，住房价格已经过度膨胀了。“警钟早就该敲响了。”唐纳森说，“但是，在很多大型机构中，问题一直在慢慢积累，企业内部的人也都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但没想到最终会发生突变。”他指出，让经纪公司为自己承销的证券提供研究报告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就是迟早会出问题的早期警示。
唐纳森谈到，很多公司一直在低估纵容“公司水门事件”丑闻对公司声誉的恶劣影响而使自己遭受的损失。“每年，公司因为声誉受损而遭受的损失，都比因为违规遭受的罚款和在诉讼问题上遭受的损失更多——尽管近年来有些公司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威胁。”
他预测说：“你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下一个重大道德灾难降临到头上的公司，一定也是大部分董事和高管层所没有重视这些问题的公司。”“这也是保持更高的警惕，并设定有关的程序——尤其是在高管层——允许让人们谈论那些很难谈论的事情配返睁的理由所在。”
领导力面临的挑战
卡普利认为，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当公司走向非法的方向或者缺乏责任感的方向时，往往需要董事会为公司的方向进行修正。但是，他谈到，这种情形很少出现，通常情况下，只有当董事会成员是“老兵”时——执行官的薪酬与股价挂钩政策实施之前的“老兵”——才会出现这种情形。他们更倾向于确认并指出“现在正在发生的特有问题”。但是，他对新一代商业领导者——在过去10年内走进职场，而且更喜欢团队作战的领导者——也充满希望。他们不会只是因为竞争对手在这么做，就让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将整个企业推向风险更大的境地。卡普利将这种思维方式归功于教育体系因应企业的要求所发生的变革，企业要求更多的人能以团队的形式共同攻克复杂问题。“现在，人们谈论基于团队的系统、成果和奖励挂钩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是一个群体而不是某个人承担责任——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安然公司（Enron）的倒塌和其他企业的丑闻爆出之后，会计行业也开始采取了某些遏止道德问题的行动。很多机构为员工建立了匿名热线，以便他们反映这类问题。不过，唐纳森还谈到，有些确实会造成公司失败的问题实在是太明显了，根本无需借助秘密热线。比如，整个会计行业都曾经以掩盖收入的逃税方式获得好处。“这类事情，就是高管层召集管理会议时，虽然觉得如芒在背却并不想谈论的事情。”他说，“通常，已经有很多的钱被塞进了腰包。”
唐纳森曾帮助某些公司开发了这样的系统：指定一位受人信赖的资深总经理担任员工的“传声筒”，这些员工并不想以公开的活动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承担冒险，不过他们对广义的非道德行为表示关切。很多机构都有“调查员”，但是，他们在公司中的级别往往较低。唐纳森建议，为了评估以及防范公司声誉遭到损害的潜在风险，公司应该指定一位资深经理，能够进行这样的对话。
唐纳森提出忠告说，美国的企业界应该知道，企业中存在这样一个新几内亚语称之为“Mokita”的现象，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对事实心知肚明，但一致同意不说出去的现象。“就次级贷款和让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企业遭受重创的很多其他问题而言，都存在着这样的Mokita。”
严峻的道德风险
沃顿的法学与商业伦理学教授埃里克·奥兹（Eric Orts）对所谓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深表担忧，当政府救助金融服务公司，以阻止经济灾难的扩散时，道德风险便随之产生。这种救助可能会促进领导力的衰退，“因为对高效的组织而言，只有允许自己修正错误而且对错误和管理不善给予惩处的市场，才是有效的市场……而目前，政府的某些大规模救助措施，则为未来树立了有害的先例。”他坦承，为阻止金融系统的全面崩溃，有些救助措施可能是必要的，但是，采取这些极端措施的必要性也清楚地表明了：为了降低纳税人的长期经济风险，必须对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了。
唐纳森认为，更好的法规才是惟一的解决方案。他说：“令人遗憾的是，通常情况下，法规总是落后于行业实践。”他预测，没有受到有效监管的对冲基金行业，可能会给经济系统造成下一个重大难题。“可能需要一两个大型对冲基金崩溃之后，国会才会出台法规予以干预。”然而，紧随大量会计丑闻出台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引发了新难题。“解决方案是让对冲基金行业自行监管。”怎么才能做到这一步呢？“那就意味着要提出需要提出尖锐的通常不会问及的问题。”唐纳森说。
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公共使命与私有使命的混合，可能促进了这些公司特有的领导力问题的形成。“像房利美和房地美这类的准公用事业私有组织在扮演双重角色时——一个角色是提高人们以抵押贷款购买住房的能力，另一个角色是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让股东的价值最大化——会困难重重。”奥兹说。
与此同时，抵押贷款领域内部的压力，加剧了房利美和房地美所扮演的两种角色之间的分化。“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似乎可以使它们摆脱不健全法规的控制。房利美和房地美增加利润的压力，促使它们承担了过多的金融风险，而不是谨慎地从事银行业务。”他补充说，回顾过去，为鼓励房利美和房地美之间的竞争而制定的法规，让它们误入歧途，因为这些法规增加了这些实体——并不是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实体的压力。奥兹谈到，领导者们或者不明白，或者无力平衡这种“公共-私有混合体”的目标。“为了让他们专注于一个清楚的使命，或许，在‘公共’组织和‘私有’组织之间划定一个清楚的界线是更明智的选择。”
唐纳森指出，过去10年来，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说客”身上花费了1.5亿美元，这一事实显示了滋生于组织结构的另一个领导力问题。“对一个政府机构来说，这种行为完全是不恰当的，然而，考虑到企业的模式已经确立，对领导者来说，游说议员应该是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尽管可能没有达到非政府机构的那种程度。”
纽约独立股票研究机构Portales Partners的加里·戈登（Gary Gordon），一直在跟踪研究房利美和房地美，他说，最近已经给整个金融服务领域带来诸多问题的住房价格泡沫，加剧了房利美和房地美领导力的衰败。尽管资产泡沫是普遍现象——从郁金香，到互联网公司股票——不过，房地产泡沫更难被刺破，因为住房价格的膨胀，已经让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很多美国人从中得到了好处。“我不确定，你是否能够创造出一个系统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说，“你应该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当所有人都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但还是会有人吹响警笛叫停。”
瑞士信贷分析师莫什·奥伦巴（Moshe Orenbuch）一直在跟踪抵押贷款行业，他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所承受的压力，与某些私有抵押贷款机构和其他行业的某些公司所承受的压力一样，那些压力迫使它们重申与衍生品相关的收入。为了实现自己的公共使命，当信用市场的运作在2007年失灵以后，房利美和房地美依然还在不断发放贷款，从而使它们在这个市场中占有了更大的份额，同时，问题贷款也日益增多。“如果你不是以严格的标准来获取市场份额，那么，你肯定会大手大脚。”奥伦巴说。
近年来，就政府担保的住房贷款出借机构的管理问题，监管者确实曾提出过质疑。2006年，监督房利美和房地美财务健康的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简称OFHEO），发布了一份报告，描述了房利美的自大和缺乏职业道德的文化，在1998年到2004年间，为了让高管们得到更高的奖金额，房利美的员工蓄意篡改收入数字。这份报告发布时担任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主任的詹姆斯·洛克哈特（James Lockhart）说：“我们在检查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环境——用结果证明手段的正当。高管层操纵会计账目，攫取本不应该得到的最大奖金额，同时，不让外界了解实情。他们拉拢内部审计人员，阻挠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的审查。”
沃顿商学院前院长、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院长的罗伯特·米特尔施泰特（Robert Mittelstaedt）谈到，如果公司无视类似房利美和房地美那些问题的早期信号，那么，它们便会陷入可怕的困境。“这些警示信号会不断涌现出来，某些时候，必须由组织中的某个人及时指出：‘这么做感觉不对。’这是个常见的错误。”
许小年：钱多惹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