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宋时期货币膨胀 宋朝也有通货膨胀——交子的产生及发展演变

南宋朝廷是怎样应对通货膨胀的

宋代经济发达，但是因为国小，无法提供足够的金银作为通货。《宋史?食货志》及《肆嫌续资治通鉴》均记载从北宋真宗朝就开始因白银存量偏少不足以赶上经济的发展，银价不断上涨，所以宋朝朝廷开始发行纸币。靖康之变后，宋高宗建立的南宋越发贫弱，所以制造纸币显得十分迫切。

南宋的会子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使用楮纸印刷，因此会子也被称为楮币、楮券或者简称楮。楮币最早发行于是绍兴三十一年（1661年），由“行在会子务”发行的铜钱会子开始的，这次以铜钱十万贯为准备金。

一、宋孝宗的币制改革

但初期的楮币没有设定发行限额，又没有设界，因此从绍兴三十一年（1661年）至宋孝宗乾道二年（1666年），六年间共发行二千八百多万贯，再加上地方州县收纳赋税不收楮币，楮币已经严重贬值。一些不法奸商看到有利可图，便在各地用低价收购楮币，然后到临安兑取铜钱。一时间，大宋首都临安出现挤兑风潮，宋孝宗大惊，以宫廷内库所藏银钱二百万两，回收近五百万贯楮币，然颂雹并后当众焚烧。宋孝宗曾说：“朕为了楮币，十年睡不着觉。”

政府的紧急措施恢复了楮币的信用，宋孝宗又深入改革，在乾道四年（1168年）宣布楮币定界发行，每三年一界，每界一千万贯，每界使用六年（也就是两界）。此后，因为宋朝准备金充足，加上民间对楮币依然存在需求，所以楮币一直发展良好。

到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世面上流通的楮币又高达二千四百多万贯，纸币贬值，物价疯涨。宋孝宗认为：“楮币流通量少则贵重，流通量大则贬值。”所以制定了秤提法，即有多少准备金则发行多少楮币，如果市面上流通的纸币过多，就动用金银回收。

所以在宋孝宗执政时期，纸币流通基本上还是比较健康。

二、史弥远的造楮法

宋孝宗之后，南宋朝廷的财政日益困难，所以这方法被严重破坏。特别是开禧年间（1205年—1207年）韩侂胄发动对金国的北伐，大量军费财政益发困难，南宋朝廷疯狂发行楮币，第十一界发行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贯，第十二界四发行千七百五十八万九百贯，第十三界五千五百四十八万贯，市面上流通的楮币竟有一亿四千万贯。

南宋朝廷的经济几近崩溃，宁波人史弥远联合一批官员，暗杀了韩侂胄，对金国采取议和态度，出任宰相。尽管停战，但南宋的财政赤字并未解决。至理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仅一亿二千多万贯，支出却多达二亿五千多万贯。到了绍定五年（1232年），流通量更是达到了三亿三千万贯。

史弥远面对楮币困局，采取办法，不是秤提法回收多余流通楮币，而是直接承认楮币贬值，他大量印造新楮币，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而只以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并且把旧会子折价一半。而后，再以这些纸币，向地主富户强行摊派、征购粮食，以充军队粮饷，这叫作“和籴”。这样一来，货币贬值就成功被转嫁到民众头上。

虽然这办法不厚道，但却足以救一时之急，再加上史弥远适当使用秤提法回收楮币，所以尽管纸币发展不健康，但依然保持稳定。可依靠“造楮”缓解财政困难无异于饮鸩止渴，增量印行纸币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货币越贬值物价就越上涨，朝廷就越是加大纸币的发行量，最终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史弥远死后，官员们继续使用这种方法挽救经济，有的时候来不及印制楮币，索性就将积存于库房中来不及焚毁的破损纸币，直接发行到市面上，到最后南宋朝廷都根本搞不清市面上流通多少楮币。而货币的贬值速度也十分惊人，南宋初年一石米仅售钱三缗，可到了南宋末年，一石米已经卖到了一千缗，货币贬值超过了三百倍。南宋帝国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极其严重，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不改革就根本没有出路。

三、贾似道的公田法

台州人贾似道上台后，蒙宋关系恶化，双方开战，军费开支大量增加，通货膨胀不断增加，南宋若不进行改革，就要自我崩溃了。

贾似道“新官上任三把火”，踌躇满志决定进行改革。他分析后认为“国计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籴”，解决的根本办法就是扭转国家长期以来的财政亏空和遏制官僚地主阶层对土地的兼并，因此他决心实行“公田法”。

所谓“公田法”，具体言之就是：按各级官员的品秩高低规定其所能占有的田地限额，超限部分必须拨出三分之一由朝廷买回，再作为公田出租，以此项收入充作军队粮饷。举例而言，如果某个官员按规定所享的田地限额为二百亩，而他实际田产为八百亩，那他必须拿出六百亩的三分之一即二百亩作为公田卖给朝廷。如同上述野迹，预计朝廷可买回公田一千万亩，一年可收租米六七百万石，既可充军饷、免和籴，又能杜绝滥发纸币，还能平抑物价、防止富豪兼并，可谓一举五得。

贾似道率先以身作则地拿出自家田产一万亩充为公田，又开始逼迫当时超级大富豪荣王赵与芮出血。赵与芮是宋理宗的唯一的弟弟，备受荣宠，他的俸禄相当于当时绍兴府的三分之一财政，又因担任大宗正，负责皇宫内廷采购事务，所以真可谓是富可敌国。贾似道首先以这样的权贵开刀，命他献出一千亩良田，以示实行新法的决心。这招貌似手腕很强，实际上却后患无穷，后宋理宗去世，赵与芮的儿子赵禥继位，给贾似道招来了杀身之祸。

“公田法”选择在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等江浙地区最富庶的六郡实施。朝廷设立"官田所"，以临安知府刘良贵为提领，推行一年后立即产生了显著成效，朝廷买回约一千万亩的公田，当年收租米六百多万石，足够应付军队一年的粮饷，达到了预期目标。

经济学有著名的黄宗羲定律，中国历代无论改革的政策设计的多么完美，目的是多么利民利国，到最后都是加重民众负担。贾似道的改革也难以跳出这个怪圈，他的初衷本是针对大官僚大地主，可是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后这项改革迅速变成了扰民之举。

首先，收购价格一刀切。贾似道规定每亩四十缗，但是田的肥沃程度和出产率不同，有的田肥沃，价值千缗，但是也用四十缗；另一方面，有的豪强还勾结官吏，用荒地套四十缗收购费。

其次，官吏办事不力。贾似道惟恐地方官员袒护有权势的大地主，对不奉行新法的官员，采取交章弹劾。因此地方官员们争相迎合，有的以次充好，有的谎报收购的亩数。有些地方可以收购的田产并不多，可地方官员为了避免被弹劾，就迫使百亩以上的小地主必须申请卖田，不愿卖田者就被官吏们处以极刑，结果是“六郡之民，破家者多”。

除此之外，贾似道自己也乱印纸币。贾的钞票与众不同，自制上面印个贾字，自称为“金银现钱关子”，一贯抵十八界楮币三贯，还下令直接废掉十七界楮币，实际上与史弥远的造楮法并无二致。这给本已十分混乱的南宋货币政策添了新乱，这种新纸币进入市场后，物价更加暴涨，纸币变得一文不值。

这样一来，贾似道既得罪了大量有权势的官僚贵族，同时又导致“浙中大扰”、“民破产失业者甚众”，甚至连通货膨胀都没有解决，民间怨声载道，两边吃力不讨好。

最后，反对贾似道改革的官员们利用天上出现彗星，纷纷上书攻击他和新政，改革最终失败。

关于宋朝财政

古代的金银铜等货币的购买力一直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这部闲话水浒也将宋代的货币转换成今天的人民币以符合现代语境。无斋主人不是研究宋代货币的专家，要完全精确的换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里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估算数字，让读者可以有个基本的概念。

一般说来，古代货币基本以金，银，铜钱（其实是含铜为主的合金）为主要货币。而宋代和后来的明清两代的银本位制不同，是铜本位制，铜钱是主要货币，金银是不作为货币使用的。铜钱的基本单位为“文“，和“贯（缗）“，一贯合1000文。宋代财政紧张的时候有过800文，850文当一贯的情形。另外还有折二钱，当三钱，当十钱等变相通货膨胀的时候。比方说杨志杀牛二那一节，牛二就曾亮判粗用当三钱来让杨志试刀，当三钱顾名思义就是一钱当作三钱，而蔡京当宰相的时候甚至出过当十钱。为了简化我们的计算方法，无斋主人忽略这些因素。

在讨论古代货币的时候通常都会用上这么个假设，就是：

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铜钱=10000文铜钱。

虽然金银铜的相互兑换率一直在浮动中，但这个假设基本上应该是合理的。当代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在他的《岳飞新传》的第7章“克服襄汉“一章中，曾经提到朝廷在给岳飞的省札中有：“第四，支付六万石米，四十万贯钱，以作军需。四十万贯钱以十万两银和五千两金折支，当时金银尚未作为独立的货币使用“。从而可见南宋初40万贯铜钱，相当于10万两银子和5000两金子，基本在数量级上符合上面的这个假设。

要讨论货币购买力，必须先提一下两位名家的方法。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基本以黄金的价格作为基准来换算的，他基本是依据1两金=10两银=10贯这个假设，而以国际金价来推算1贯铜钱今天的价值的。.先生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则是同时使用了米价和银价作为基准，给出了两个数字。而.先生偏重于取由米价换算出来的那个冲老数据。

那么根据二位先生的方法，我们来看看宋代的一贯合今天（2004年10月份）多少元人民币

1）黄金基准

国际牌价，金价基本上在400美元一盎司周围波动。我们就以400美元为一盎司。一盎司为28.3克。宋制1市斤为640克（“1975年湖南湘潭出土的嘉钓铜则，自记重一百斤，重64公斤“）。1市斤有16两，所以宋代1两为今天的40克。敬镇这样一算宋代一两黄金相当于565美元，以今天美元对人民币8.23元来算，相当于4650元。根据假设1两金为10两银即10贯钱，宋代一贯铜钱相当于465元。

2）白银基准

国际牌价，银价基本上在6美元一盎司周围波动。同金价的换算相仿，一两银子也就是一贯铜钱，相当于70元人民币。

3）米价基准

宋代1市斤是640克。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就有59200克，即59.2公斤。如果我们不考虑特殊的荒年或大丰收年的话，北宋初期的米价大约在每石300文到600文之间，中期（仁宗年间）在600文到700文之间，南宋初期米价则在2贯左右。那么以此推算北宋末年宋徽宗期间大约每石1贯左右应该算比较合理的。如果按现今大米价格每公斤2.5元来计算，宋代一石大米59.2公斤合148元，也就是算1贯铜钱合148元人民币。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三个价格，按黄金换算的465元，按白银换算的70元和按粮价换算的148元。由于我国不是主要产银国，而且工业化后提炼银子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所以古代的银子的价值肯定要大幅度高于现在的价值。显然以今天的银价作为参照体是不合理的。这从今天银价6美元一盎司金价400美元就能看出，今天的一两黄金能换66两银子，而我们假设的古代金银兑换率是1：10。而黄金的产量稳定，直到今天仍被世界各国作为重要硬通货储备。所以用黄金作为基准比较合理。

此外，虽然现代技术的大幅度发展，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使得粮食产量大为提高，但是今天消费粮食的人口也大幅度增加了。根据宋史地理志，北宋大约不到5000万人口，而今天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民以食为天，粮价应该还是一个重要的基准。

因此无斋主人就取了个金价基准的465元和米价基准的148元的平均值306.5元，并归整去掉零头，将1贯铜钱定为300元人民币。因此我们有下面基本换算：

1两金=3000元人民币

1两银=1贯铜钱=300元人民币

1文铜钱=0.3元人民币

以这个兑换率来看看宋代官员的薪水。根据宋史职官志，宋代一个宰相的本俸是月薪300贯，也就是合90000元人民币，年薪108万。一个普通从8品的县令月薪15贯，合人民币4500元，年薪5万4千，考虑到宋代一个县令不过管几千户人家，也算不错了。宋代除了本俸之外，还有职钱，禄粟，厨料，薪炭诸物，增给，公用钱，给券，职田等名目繁多的津贴。难怪人称宋代对官员的优渥无与伦比。也难怪宋江削尖了脑袋想招安当官。

从水浒上的具体事例来看，这个兑换率也比较合理。第十五回吴用去劝说三阮入伙劫生辰纲时，吴用让阮小七用了一两银子买了一瓮酒，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差不多就是一两银子换300人民币的样子。此外，第十回林冲风雪山神庙，陆谦在李小二店里招待管营和差拨时曾拿出一两银子，点了三四瓶好酒，菜随便上。同样第四十四回戴宗杨林请石秀吃饭的时候也是杨林扔出一两银子让店家随便上酒菜。一般来说一个普通小饭馆，300元人民币三个人吃的确是可以随便点菜了。

再看看水浒中其他几个例子，杨志东京卖刀的时候，牛二曾说“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30文钱一把切菜刀，也就是人民币9元，很合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时候，曾用5两银子定制了一根62斤重水磨禅杖和一口戒刀，用的是十分好铁，考虑这也算是一件上等兵器又是特别定做的，1500元人民币也不算过分。但是智取生辰纲的时候白胜卖给杨志一伙的家酿村酒要5贯钱，1500元人民币就有点太黑心了，也许是因为当时黄泥岗上白酒是稀缺商品，白胜又处于垄断地位，同时还有晁盖一伙在竞相抬价，才把这桶酒炒成天价的吧

宋朝也有通货膨胀——交子的产生及发展演变

宋朝由于经济商贸脊碧镇的发达，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那么交子是如何产生和发展变化的呢？它们的出现和宋朝的通货膨胀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在这篇文章里讲一讲。

这件事还得从宋朝开国时使用的铜币说起。本来在宋朝初期，铜币是宋朝的主要货币。宋太祖曾在诏令中说道：“铜币之用，以通有无，轻重相权”什么意思呢？宋太祖觉得铜币，在商品贸易中发挥着互通有无，衡量交易中货物价值的作用。所以宋朝初期采取了这样的货币政策：一方面牢牢的控制着铜币的铸造权利，严禁民间铸造私钱。另一方面大量的铸造铜币，去适应当时社会的经济交流。

然而到了宋朝中期铜币在流通中却出现了紧缺的现象。原因有二：其一，许多铜币被用于边境贸易乃至海外贸易，大量流出。其二，有些铜币被铸造成为铜器或者成分不足的伪币。

铜币的短缺，加之当时宋朝对西夏的用兵，政府财政短缺，政府开始增加铁钱的铸造。这铁钱的发行和交子的诞生关系就十分密切了。

有史书记载“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每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极难携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蜀川这个地方用的铁钱，小钱十贯（一贯为一千文）重量就有六十五斤，折成币值大一些的大钱每贯重达十二斤，而市场上的买卖，最少要三到五贯，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大钱的重量至少重达三十六斤，携带交易非常不便。

所以有人发明了交子。由于宋朝印刷术的发展，交子也不难印造。早期的交子的正反面都有记号，图案大多印些房屋人物。为了防伪，它上面些印有隐秘的记号，有朱笔和墨笔，还会留有填写数额的地方。在交易的时候，填上数额即可。如果交子要兑换成现钱，也是可以的，不过每贯要收取三十文的手续费。

但由于交子最初出现在民间，多为私印，弊病很多，诉讼也很多。后来官员张咏到蜀川任职的时候，他对这种交子混乱的情况作了调整。

张咏是如何整顿交子的呢？他让成都府的十六户富豪们主持交子的事宜。让这些富豪以自己的财力背书，来支持交子的发行。但是这十六户富豪，由于准备的铁钱不足，出现了挤兑风潮。加之后来，这些富豪的财富缩水，没有办法兑换，出现了大规模的诉讼。

虽然出现了上述情况，但是继任的官员却认为交子之法可以便民，于是提出废除私交子，改由政府制作的建议。宋仁宗接受了官员们的建议，开始制作政府背书的交子。

这时的交子和之前的民间私交子有哪些不同呢？

第一，官府背书，上面有益州交子务的印章

第二，交子不再留有书写数额的地方，直接印上贯数，防止有人作伪。

第三，交子回到官府手里时，就要将旧有的交子销毁

第四，有充足的准备金预留给交子的兑换

所以这时候的交子实质上是以铁钱为本位的一种纸币。确实在流通和交易方面带来许多益处。

这得从交子的换界说起。所谓界，指的是交子发行时有一个时限，最早是

三年为一个时限，三年的时限到了，就要用交子来兑换铁钱，然后又发行新一界的交子。

    可是在宋仁宗（北宋第4位皇帝）时期，由于西北西夏崛起，对西北的战事吃紧，一些支援西北战事的商人的粮草钱要兑付，于是就将蜀川等地的交子用来抵付。其中有些交子到了宋神宗（北宋第6位皇帝）时期都没有兑现。这时交子第一次出现了超出他的使用范围和印付数字慧渣的情况。

宋神宗时期，要对西北用兵，于是决定将蜀川的交子向西北地区推行，来解决财政困难。实际上这时发行的交子，没有足够的准备金来应付交子的兑换。交子的价值在不断的贬损。后来宋神宗又延长了交子的交界时间，同时发行樱粗两界交子的更促使了交子的贬值。

而到了宋徽宗时期，交子的印刷更加没有节制。史书上记载，宋徽宗在位时发行的交子是天圣（宋仁宗年号）年间的二十倍，如果算上两界并用的话，那么发行的倍数为四十倍。有人计算过宋徽宗发行的新交子贬值率到达百分之七十五。

而到了南宋末年，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滥发会子（南宋的纸钱，原理和交子相同），使老百姓的生活到了什么程度呢？两百文的会子买不到一双草鞋，这是什么概念呢？在宋真宗时期，一斗（11-12斤）米才20文，由此可见通货膨胀了多少倍。老百姓对此时的会子的态度就是“弃之燔烧，不复爱惜”。

参考文献：

《宋代经济史》漆侠

《宋史》

《中国通史》吕思勉

《细说宋史》虞云国

货币丰富的宋朝为什么出现“钱荒”

货币丰富的宋朝为什么出现“钱荒”？

宋高宗时期，南宋都城临安，这个无比富庶繁华之地，也曾被“钱荒”困扰。

宋朝发生钱荒

“钱荒”指的是市场上可以流通的铜钱不足，民间“钱尤难得”，街市上的商品因而滞销，老百姓深受其害。此时恰逢秦桧当政，民怨沸腾之际，据说老谋深算的秦桧放出风声，说是旧钱不能用了，命令铸造新钱，一时间，临安的豪富人家纷纷出手，将自家贮藏的铜钱纷纷投向市场，现金流像泉水一样在临安市场上喷涌。临安“钱荒”被秦桧的一场阴谋化解，暂获喘息之机。

浙江沿海的台州城则在“钱荒”风暴中遭到沉重打击。宋理宗淳佑年间，日本商人在温州、台州一带低价出售日货，交易铜钱，此后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台州城内几乎找不到半枚铜钱，城内交易几近瘫痪。大臣包恢惊呼：“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指念在市行用。”

从都城到沿海，在江南形胜之地，“钱荒”一直成为赵宋帝国的梦魇。发端于唐朝中叶，一直到明朝才被白银治愈的“钱荒”，在两宋时期频频发作，给帝国以沉重打击。

货币品种多样的宋朝

宋代的“钱荒”分布极不均匀。“钱荒”有季节性因素，譬如丰收时节，集中上缴税负时容易出现“钱荒”；另外还有地区因素，譬如江浙一带最易发生“钱荒”。北宋时候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等地生产最发达，物产最丰富，但是帝国的货币量却一直供应不足，因而“钱荒”高发。这与赵宋帝国高度中央集权有关。譬如北宋时的“钱监”，也就是造币厂，主要位于东南地区，但是产出的铜钱需先大量供给京师汴梁以及西北边防地区，进入国家财政系统后，才能流通到江浙，客观上阻碍了货币在江浙的供应。

宋代“钱荒”或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及原因，但绝不是真的缺钱。宋代是最富创新精神的年代，把整个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均出现在宋代；北宋的都城汴梁成为世界大都会，拥有150万人口，而同时期的欧洲，伦敦仅有市民1万5000人，巴黎市民不到9000人。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煤的大规模开采也出现在北宋。美国学者哈特维尔估计，十一世纪的宋代煤的产量，大致与十七世纪整个欧洲煤的产量相当。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唯稿困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经济文化的繁盛，造就了宋代货币的繁荣。宋代是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货币品种最丰富的朝代。除了铜钱，同时使用的货币包括铁钱、金银，以及包括茶引、盐钞在内的“有价证券”及流通“票据”，还有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铸造铜钱最多的宋朝

宋代也是中国铸造铜钱最多的年代。特别是北宋时期，铜钱铸造数量之大，让其他朝代望尘莫及。北宋最高年份铜钱铸造额约为五百万贯。而以铸钱较多的唐代为例，最多的天宝年间造币也不过三十二万贯。据中国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估算，连同前朝旧币，当时全国货币流通量应当在两亿五六千万贯。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以宋仁宗时代为例，当时北宋***预备将官田私田化政策，把大量民田交给私家地主和个体农民经营，每亩地最初作价约为二贯五百四十文，而宋初一个中下级官员的俸禄大约为二十五贯左右。

货币前所未有地渗透进了宋代人的生活。到市场买东西需要铜钱，老百姓缴纳赋税需要铜钱，朝廷发放的部分敬顷官俸和兵饷也是铜钱。苏轼被贬居黄州时，曾经幽默地记述过自己的货币生活。刚到黄州时，经济困窘，每个月只能领很少的俸钱。苏轼将其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次只用画叉挑下一份钱来使用，避免超支。偶有结余，就用来款待朋友。

铜币的内忧外患

货币超级丰富的宋朝，为什么出现了“钱荒”？而且在铸钱最盛行的熙宁、元丰时期，“钱荒”问题已经凸显？铜钱外流，民间窖藏及私铸铜器盛行，是公认造成“钱荒”的直接原因。

宋代的铜钱，按照宋人的说法，是“一朝所铸、四朝共用”，它同时还是西夏、辽国和金国的货币。宋代铜钱且流向了海外。日本曾派商船到宋朝从事贸易，货物全部售完后，却不再进货，只收铜钱，一次就运走了铜钱十万贯。根据小叶田淳《日本货币流通史》统计，在日本二十八个地方出土的中国铜钱多达五十五万多枚，其中80%以上是宋代铜钱。

1266年，镰仓幕府更公开承认宋铜钱为日本的法定货币。此外，宋代铜币也是高丽、交趾等国的主货币，并流向南亚和西亚，成为印度南部地区，乃至***地区的辅币。同一个货币体系引发了同样的货币病，当宋代“钱荒”肆虐时，依赖走私宋钱流通的日本也出现了“钱荒”。

总之，宋代的铜钱“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即使比唐代铸造了多几十倍的钱，仍然不够花。比铜钱外流数量更惊人的还有民间窖藏。在宋朝境内，大量铜钱则藏于大家富室。“钱荒”越盛行，贮藏货币风越流行。青州一户姓麻的人家，祖上库藏钱有十万之巨，三代都没有动用。***也会向富户借贷，比如曾向永兴李氏借钱二十万贯。

宋代铸造的数以亿记的铜钱，如水入流沙，不知去向，这使得流通领域的货币量骤减，也使得现有货币流通速度减慢，从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愈是造钱，愈是“钱荒”，再多的铜钱都无法弥补缺口，国家财政陷入了恶性循环。

官府的“钱禁”失禁？

宋代官府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钱禁”，曾规定携带铜钱五贯以上出境者就要被判处死刑。后来边境形势紧张，刑罚加剧，规定携带铜钱出西北边境一贯以上者就要处死。

“钱禁”涉及了各个地区，包括京师。为了防止都城“钱荒”，无论是北宋的汴梁还是南宋的临安，都颁布了禁令，咸平三年“仍令开封府出榜晓谕，其诸城门锁不得私放出见钱。”朝廷也对官僚机构下了禁令，一律不得搬运铜钱下海船，防止官员假借公事名义走私铜钱。除了海防，边防合法的交易通道也被堵死。官方如向边关地区百姓买马，不得再用铜钱，而是改用布帛或者茶叶等实物交换。

只是，多头管制之下，铜钱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出宋代的国土，“钱禁”还是失禁了。

“钱荒”还是“铜荒”？

南宋庆元元年，居住在负山的岳珂发现，一场大雨之后，一座古墓现身，里面有铜带、铜盆、铜盂。不久，南宋朝廷的大规模收缴铜器行动开始了。家里人惧怕受到惩罚，将刚出土不久的铜盂送交到官府，岳珂在《晋盆盂》记中记录了这段历史。南宋绍兴二十八年的收缴比这个规模还要大，皇帝带头交出了御府铜器“千五百件”，送到了铸钱司。那年收缴的铜足有二百万斤。

这就是闻名于后世的宋代“铜禁”，与“钱禁”相辅相成，都是宋廷为了保住对铜钱的绝对控制权而采取的国策。

宋代“铜禁”除了国家垄断铜矿的开采及冶炼外，也禁止民间用铜，甚至哪怕是拥有铜器。大规模的铜器收缴在民间屡屡发生。后来铸钱添加了铅和锡，又发展出了“铅禁”和“锡禁”，但都不如“铜禁”严厉。北宋时，犯“铜禁”十斤乃至十斤以上者，都要受杖刑，并刺配到千里以外的牢城；南宋为此规定的处罚措施包括：“一两杖八十，一斤加一等，十五斤不刺面配邻州本城。”为了彻底断绝私铸铜器，甚至有人提议把所有铜匠都拘捕到为官家铸钱的钱监。后来在执行中，更改为只拘捕违禁的铜匠。

“铜禁”导致“钱荒”

铜与盐一样，成为了官家的禁脔专卖品。实施“铜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民间私铸钱的泛滥，但其因为政策人为干预导致的民间“铜荒”，最终还是引发了“钱荒”。因为这使得宋代铜钱在国家垄断下，其钱面上的名义价值长期低于其币材所拥有的实际价值。假如不存在巨大的价差，铜钱供不应求时，民间铜钱持有人就不会选择持币，而是会将之投入流通获利。币值降低时，部分铜钱就会退出市场，被铸造为铜器，从而自发形成平衡。而在现行政策下，被人为压低了的铜钱实际上在不断退出流通领域，在民间沉淀下来。因为铜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支付手段，而是成为可以保值的财富，如同积蓄金银，宋朝的豪富人家纷纷窖藏铜钱。而在海外，来自大宋的铜币，正如同硬挺时期的美元，在海外各国价值超高，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国内。《禁铜钱申省状》记载了宋代铜币的海外增值现象：“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

在铜价差的厚利趋势下，商人们设法绕过了海禁，贩卖铜钱到海外；民间则冒死犯“铜禁”。既然国家禁铜，民间缺铜，艺人工匠就会想办法筹集铜，并偷偷销溶了铸成铜器出售，可以获取五倍乃至十倍的利润。宋代的铜镜据说至今在藏品市场一直卖不出高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私下铸造，流传到今天，因为数量较多，价格泯然众人矣。

由此可见，宋代严苛的“铜禁”造成的“铜荒”，才是导致“钱荒”的深层次原因。在王安石变法时期，“铜禁”与“钱禁”曾一度有所松动：譬如规定在缴纳一定比例的税收后，允许携带铜钱出境；而在国家垄断原铜生产的基础上，也放松了对铜器铸造和贸易的限制。

可惜这样的改革开放，不过是昙花一现。随着新法的失败，“铜禁”、“钱禁”恢复旧观。行政调控代替了市场的自发调节，“铜荒”继续漫延，“钱荒”变本加厉。

劣币驱逐良币

终宋之世，宋朝都被“钱荒”的阴影笼罩。宋代一向给人以“积贫积弱”的消极印象，所谓“贫”，其实并不是指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准低下，而是指国家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宋代建朝三百多年，始终处于列强环伺之中，除了守卫国土的巨额军费开支，不得不向四邻支付“岁币”买平安。再加上“钱荒”的打击，曾经活跃的宋代经济体，开始逐渐孱弱下去，乃至采取了饮鸩止渴的货币策略。

为了缓解“钱荒”问题，宋代***可谓殚精竭虑。宋仁宗时期，在西北发行铁钱；宋徽宗时代，蔡京又推行了夹锡钱，含铜只有57.14%，其余为黑锡和白锡，规定要当两个铜钱用，事实上是将钱币变质，贬值了一半多。此外还发行过诸如“当十”等大钱，公开减重和贬值。比如当十钱含铜只有小铜钱的两倍多，钱面值却增大了十倍。这些钱上的文字，大多出自宋代名家，书法上佳，钱的成色却暗中降低，预示着宋代的货币体系开始走向穷途末路。

货币制度的不合理变动加剧了货币贮藏的盛行。到南宋时，铜钱开始大量退出流通领域，一方面是纸币开始大量流通，以弥补钱币之不足，继北宋的“交子”之后，又出现了“关子”、“会子”等；另一方面，则是南宋铜钱品质普遍降低，使北宋以来铸造的大量优质铜钱退出。一方面良币都沉淀在了民间，“钱荒”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因为人们不愿保留劣币，会竞相使用劣币购买商品。结果劣币最终驱逐了良币。宋代凡是铸造大钱、铁钱和超量发行纸币的地方，几乎都出现过劣币泛滥、钱多为患的局面。这加剧了劣币贬值、通货膨胀。

在财政拮据和“钱荒”双重压力下，纸币作为宋代货币体系的一种创新，不幸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功能，沦落为***攫取民间财富，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的工具。纸币发行的速度总是赶不上纸币贬值的速度，南宋朝廷在这种危险的货币游戏中苟延残喘，走上了滥发纸币的不归路。以“会子”为例，起初的面额是一会为一贯铜钱，等于一千文铜钱。金宋交战时，为了筹措军费，***发行会子量猛增至一万一千五百多万贯，会子一贯跌到三、四百文。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宋理宗末年，蒙古大军压境，纸币更是滥发，市面上只见纸币不见米，二百贯会子，相当于二十万文钱，还买不了一双草鞋。直至宋室灭亡前，一贯会子已经不值一文钱。而赵宋王朝的通货膨胀局面，至此已经不可收拾。宋代的货币体系全面崩溃了。

1276年，都城临安沦陷，南宋灭亡。“钱荒”的阴影犹存，宋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铜钱为主币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