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货币简介 唐宋时期货币形式
钱币的历史
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五次重大的演变:
1、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商朝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2、由杂乱亩埋饥形状向统一形状的演变。从商朝铜币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形状很多。战国时期不仅各国自铸货币,而且在一个诸侯国内的各个地区也都自铸货币。以赵国的铲币、齐国的刀币、秦国的圆形方孔钱、楚国的蚁鼻钱较著名。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货币的统一,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3、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时“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于是“盗铸如云而起”。这既造成了货币的混乱,又使富商大贾操纵铸币权,富比天子。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五铢钱成为当时唯一合法货币。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4、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液陪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5、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北宋时,随着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额增加,北宋太宗时,年铸币八十万贯,以后逐渐增加。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北宋创印的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宋真宗时,在政府的许可下,由成都十六家富户共同经营。“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使在流通中要分割和鉴定成色的金属称量货币逐步不适应,而被金属铸币所取代。从春秋时期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到战国时期已确立布币,刀货,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下作简介。
1、中原地区即赵、韩、魏三国和周王室等地,主要流行布币。布币脱胎于青铜铲形农具“”和“布”同音假借。春秋时期的布币主要是空首布即有装柄的空心銎。而战国时期的布币主要是平首布,即相对“空首布”而言,已无装柄中空的銎,而形似铲状铜片,迅返布币形制大致分平肩,耸肩,圆肩和方足,尖足,圆足等类别,最一般由平肩平底布或平肩方足向耸肩尖足布,圆肩圆足布演化,地区后扩展到楚国和燕国等地。
2、东方的齐国和北方的燕国主要使用刀币。刀币分“燕明刀”和“齐刀化”二大类型。刀币形状取象于山戎、北狄等北方游牧民族渔猎用的刀类工具。由于齐刀面有“化”字文而称“刀化”。刀货形状刀背分弧背、折背、直背,刀首有平首,尖首之分,也是我国早期一种青铜铸币。
3、西北方的秦国独用环币,其形制取象于纺轮或玉壁演化而来。环币分圆形圆孔和方孔两种。战国时期即较早铸行的是圆形圆孔,后秦惠文王,秦始皇铸圆形方孔“半两”钱。圆形环钱是方孔钱的原始状态。
4、南方楚国铸币铜贝称蚁鼻钱,由贝币演化而来。铜贝钱文“”形似鬼脸,为“贝化”二字组合。蚁鼻喻小,意即小钱。楚国有文铜贝铸币俗称“鬼脸钱”、“蚁鼻钱”。楚国除蚁鼻钱外,还有黄金称量货币,是战国时期唯一以黄金为流通货币的国家。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四大货币体系分别由刀、铲、纺轮等劳动生产工具演化而来,由此可见当时各地征战、渔猎、制陶,纺织与贸易往来等经济生活地区特色与社会风貌。同时形成四大货币区也是诸候割据的产物。随经济与商品交易发展。各国货币互相流通,要求并相应促进币制出现统一与标准化趋势。
三、历朝纲钱沿革
纲钱指国家或地方政权法定发行的一类钱币。由一种纲钱的不同版别派生出“目钱”。纲举目张,构成钱币的统系。以纲钱为线索可了解货币沿革史;以目钱为线索可涉足古钱币鉴赏与考古。下文主要由历朝纲钱沿革解读古代相关政治,经济与历史变幻。
纲钱体系从秦汉到明清可分二大阶段。第一阶段:秦汉与隋唐以铜铸币为主,是以秦“半两钱”和汉“五铢钱”为主干铢两体系阶段。第二阶段唐宋到明清除了铸币出现年号,宝文体系有别于前铢两体系外,还出现纸币与银本位体系,下分叙。
(一)秦汉“半两钱”
秦统一六国后,政治统一要求经济统一作基础,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在统一文字,度量衡同时,也统一了货币。规定以“黄金”为上币,以镒(20两)为单位,以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钱文“半两”与实重相符,这种方孔圆钱从此成为中国货币的主要形式一直沿用二千多年。为何取这种形制呢?主要是环形便于携带,而方孔穿绳索铜钱不易旋转,可防磨损。也有人认为这种形制表达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秦朝方孔圆钱是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法定的货币。
鉴别战国和秦朝的“半两钱”可从书法入手。战国币钱文“半两”为大篆:而秦朝币钱文“半两”为小篆。相传秦币由宰相李斯所书。大概受此影响,秦朝之后的钱文大都出自达官贵人或书法名家之手。宋朝还出现皇帝御书钱。中国古钱币与西方货币的区别之一是中国古钱版面以钱文为主,流通币极少有图案为主的,而西方货币则以动植物,人象等图案为主。古钱上的书法艺术为另一话题当别论。
据说秦始皇为防备百姓造反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这势必影响铜钱的铸量。因铜价极高,货币流通量不足,故秦半两钱价值很高。汉初发生“秦钱重(价高)难用”问题。汉承秦制沿用半两钱,但刘邦当皇帝时国家很穷,改铸了许多小钱,先后出现“榆荚半两八铢半两,四铢半两等。一两为二十四铢,因对秦半两大幅减重,“半两”名实不符。尤其是一种小半两,形似榆树果实而称“榆荚半两”重不足1克,直径不足1厘米。汉还允民间私铸与郡国铸币,引起币制紊乱与通货膨胀,至汉武帝大改币制。
(二)汉“五铢钱”与沿革
1、汉武帝首创“五铢钱”。
汉武帝即位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急需开辟财源。同时郡国自由铸钱,造成币制混乱,物价上涨,威胁中央财政。于是汉武帝公元前118年下令废除汉初郡国制币权,改由中央统一铸币。设“上林三官”即钟官(掌铸钱)、辨铜(掌原料)、均输(掌制范),组成中央铸币机构负责铸造五铢钱,也称上林钱和三官钱。五铢钱质量高,改变了货币混乱现象,有利于中央集权和经济发展。从汉武帝起历西汉,新莽,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共七百多年。五铢长期为历朝法定货币。因五铁钱轻重合宜,中国以“五铢”为主要形制的方孔圆钱还影响日本、安南、朝鲜等国。而泰国现在的货币单位仍称“铢”与此不无关系。
2、新莽币制大乱与铸钱精品问世。
西汉晚期,王莽建新朝,托古改制,滥发货币。如:“大泉五十”是王莽上台后为解决经济危机而铸行的一种大钱。“泉”是“钱”字的借用。王莽相信纬学说,在他夺取刘姓天下后,为讳忌“刘”字,刘字由卯、金、刀三字组成,故钱文中不用“金”字而用“泉”。一枚“大泉五十”重量只及西汉五铢钱重量的二个半,却要当五十个五铢钱用。意味着每发行一枚大钱就要从百姓手中夺走四十七个半五铢钱财富,这必然引起人民不满,于是民间仍用五铢钱交易。为此王莽以重刑酷法规定:凡敢私藏五铢钱者将作为犯人充军戊边。由币制混乱可见王莽统治不得人心,必垮无疑。此外还有一种大钱名“刀平五千”即一枚大钱当五千个五铢钱。如此大额钱币必有人冒死伪造。为防盗铸私钱,除颁行刑法重治外,另创造了一种新币形,即把古代刀币和圆钱结合,创造出世界上第一枚双色金属钱币。为防假私铸而使“大泉五十”、“刀平五千”等官行币“做工精绝”,这一扭曲风情也令后人千年叹息。
东汉恢复西汉以来的五铢钱制度,到东汉末年,董卓进京毁五铢钱,更铸小钱,引起通货膨胀,货币制度再陷混乱。
3、“六朝五铢”劣钱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分裂时期,战争频繁,政局动荡,社会经济遭破坏,史称此时“钱法大坏”。为了省铜,五铢钱越做越小,有“鹅眼”、“鸡目”之称,更有剪凿边圈,称剪边五铢,一枚钱改二枚,面额却大,百当千用。钱币界把这一时期五铢钱统称为“六朝五铢”。六朝即建都南京的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个朝代。这一时期五铢钱除铸造粗劣且钱文革率、笔画不全。有将“五铢”写成“五金”者,也有写成反文“铢五”的。但期间五铢钱也有个别例外的,如北魏“太和五铢”,“永安五铢”,史称“重如其文”,质量上乘,不仅使人想到北魏孝文的一系列成功改革。
4、隋朝“五铢钱”与传闻。
隋代隋文帝铸造“开皇五铢”结束了汉末以来三百多年钱制庞杂局面,这也是最后一个使用五铢钱的朝代。隋炀帝**,有人辩认隋“五铢钱”五铢的“五”即“X”字左边加竖|为“|X”,放倒后似为“凶”字。于是有人说是隋的凶兆,预示其灭亡为时不远了。故隋朝“五铢钱”较好辩认。其实这种写法北魏也曾有过,这不过是老百姓借此诅咒隋**而已。
(三)唐朝起方孔圆钱由铢两体系转变为以“文”为单位的年号、宝文体系,沿革两宋至清,这是货币发展的第二阶段。
1、唐高祖首创“宝文”“年号钱”
唐代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发达的强盛朝代。据考唐高祖武德年间621年铸行“开元通宝”,结束了秦汉以来以重量铢两定名的钱币体系,而开创了唐宋以后以“文”为单位的年号,宝文体系铜铸币。“开元”有创始,首创之意,“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在重量单位上有大突破,古代衡法二十四铢为一两。“开元通宝”开创十进位制,每枚重二铢四为一文钱,积十文钱重一两,即十钱一两“以钱代铢”。开元通宝在唐代铸行二百多年而使币制长期稳定。唐以“文”计数,以钱两为重量单位的宝文钱体系沿袭到清朝历时千年。另相传唐高祖铸行的“开元通宝”由初唐书法大家欧阳间所书的增文采,被誉书法币。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为对付财政困难、铸造大钱,称“乾元重宝”。这是最早称“重宝”的钱,一文重宝当开元钱十文,引起通货贬值,物价飞涨,盗铸严重,人心不安。至晚唐唐武宗废佛,取佛铜大量铸“会昌开元”钱,使延续了半个世纪的通货紧缩现象才有所缓和。“乾元”,“会昌”均为纪年。号钱”始于十六国时四川成都李寿的“汉兴钱”。最后一枚年号钱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铸行的“洪宪元年,当十铜元。”此钱随袁世凯垮台,存在不到四个月。“年号钱”因铸有年号,标明铸造时间,使人在考证古币年代时可一目了然,这在钱币形式发展上是一个进步。历朝年号钱中宋、明、清三朝的钱币最容易收集。另外,历代书法中要数宋朝见著。相传宋神宗元丰年间所铸元丰钱有篆、隶、楷、草四种书体,其中苏东坡手笔的隶书钱文沉着、豪迈,被称“东坡元丰”。宋哲宗年间司马光和苏东坡用篆、行两种书法写过对文钱“元裕通宝“。使宋朝流行书币币对文钱。擅长书法的皇帝耐不住寂寞,也往往在钱文上一展身手。由皇帝书写的“御书钱”,据考证第一人为太宗赵炅,而历代皇帝中书法成就最高为宋徽宗赵佶。他治国安邦无能,“靖康之耻”与儿子钦宗一起被掳为金兵俘虏。但对琴棋书画情有独钟,尤其是书法“瘦金体”铁画银钩,别具一功。宋朝书法币见著与皇帝身体力行推崇不无关系,尤其是年号御书钱流行。此钱文风到明朝有变。明代中叶开始钱文都出自匠人之手,字体呆板,不讲布局结构,谈不到书法艺术了。两宋时期铸币铜铁钱并行,因铜器比铜币值钱,有毁钱铸器现象,少见铜钱而出现铁钱。另外随经济重心南移,货币流通扩大,两宋产生的纸币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这纸币是一种象征性货币,它是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与造纸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也有关。北宋的纸币主要有交子,南宋有会子、关子。交子、会子都是当时对票据、证券、况换券类的俗称。而币值是否稳定成为经济财政局势的晴雨表。辽、宋、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与汉族交往中受中原经济文化影响,除了使用唐宋所铸铜币外,也发行过民族文字与汉文类铜铸币。
2、元代币制以纸币为主元代曾铸行过少量铜钱,但货币主要流通纸币。
这在中国古代是较突出的。元代的纸币称为钞。原钞本不许挪用,纸钞发行量有严格限制。但元末政治腐败,皇室奢侈,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只好靠滥发纸币来弥补,引起物价飞涨。加上黄河改道泛滥,天灾人祸,故称“开河变钞祸根源”,可见滥发纸币与元朝灭亡很有关系。
3、明朝由纸币政策转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体系。
发行纸币在货币史上虽是一个进步,但历代统治者无不利用它来剥削,掠夺人民而使纸币纸策崩溃。如明朝初朱元璋就推行纸币政策,发行“大明宝钞”与铜钱并用。但大明宝钞不定发行限额,也没准备金,很快就导致通货膨胀,故明中叶嘉靖年后,宝钞已不能通行,民间主要用白银和铜钱。如明朝“班匠”以银代役、雇工工资,富豪积家产等都主要用银量了。银量被铸为一定标准的银锭从元朝开始,从元朝至元年间开始,银锭自名“元宝”,这是中国称银锭为“元宝”的开始。同时民间流行铜制钱,质材由青铜转黄铜,铸行以年号为号的通宝钱。
4、清朝铜钱,纸币和机制币清代铜钱沿用明朝的制度,主要铸行小平钱。
清代铜钱中以咸丰钱最为复杂,钱文有通宝、重宝和元宝之分,面值不同,钱局不同。清朝民间商务大数用银,小钱用钱,钱、银并行。清初一百年以银锭为主币,征税一两以上必须收银,清朝各州县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田赋,完粮必须是足银。因中央不铸造统一流通银两,民间使用的银子未必是足银,各地银锭形式、成色、平码不同,因此每逢纳税前由银匠和银铺将民间散银熔铸成足银上当。一些银匠勾结吏役趁机在银两成色,分量上苛剥百姓,造成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清朝后期银锭开始向银元转化。明朝中叶起,在对外贸易中外国商人用他们的银元购买中国丝、茶、瓷器等,使各种外国银元开始在中国流行。到清道光年间,从签不平等《南京条约》开始,赔款用的银元都是“洋钱”,当时中国本国还没银元。库存洋钱不足抵销数目剧增的对外赔款,于是迫使清末政府开始自己铸造银元。中国最早的机制洋式银元为光绪年间的“光绪元宝”,俗称“龙洋”,因银元背面一般铸有龙纹而得名。同时出现机制铜元,又称“铜板”。机制银币和铜元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的银两货币和方孔圆形为主的铜钱制是一种巨大冲击。
清代发行的纸币品种复杂,有官钞和私钞之分,官钞即由官府金融机构发行,私钞由民间金融机构发行,纸钞又可分铜钱票(可兑换方孔铜钱)、铜元票(可兑换铜元)、银两票(可兑换白银)、银元票(可兑换银元)四种。发行纸币开始有库银准备金、钞本来凭证。
唐宋时期货币兑换业为什么能够兴起并发展
钱庄、银号从明朝中叶开始建成,到清初期、晚期及北洋政府时期有所发歼桐渗展,“废两改元”后时起时伏,直到1952年,约五百余年。它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为两翼,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基地,兼及平津、闽广、川陕等地区。它起源于兑换,其业务重心是发行庄票,广泛开展多种信用业务,并成立钱业公会,对中国金融具有重要影响。
钱庄起源于兑换
在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多元化货币制和多种货币混合流通状况,使货币兑换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存在。兑换业务则自西汉开始出现,到唐宋有所发展,始由金银店、柜坊等兼营。元及明初,政府欲专行纸钞,民间仍用银锭和铜钱,银、钱、钞三品并行,多种公私机构商号兼营兑换业务。
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大明宝钞贬值,政府放氏脊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此后几代,由于私钱庞杂,铜钱轻重不一,成色各异,制钱、私钱、白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差异大,变动多,兑换业更为发达。如嘉靖时大开铸炉,钱币名类繁多,单是制钱就有金背、旋边等几十种名目。在此情况下,贩卖铜钱和私铸私熔更多,乃出现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庄、兑店、钱肆、钱桌或钱摊。嘉靖八年(1592),私贩铜钱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钱铺等“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物价翔踊”。明万历五年(1577),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是为钱铺法定之始,以市镇中殷实户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以通交易。
从钱铺发展到钱庄,开始的时候,许多钱庄并非单纯做银钱兑换,往往兼营其他行业。如上海钱庄的鼻祖为“浙江绍兴人”,传说“乾隆年间他在南市老城厢开设炭栈兼做银钱兑换生意”;宁波钱业轮迟鼻祖称“方七”者,原是个鞋匠。又如南京、九江钱庄有“兼做彩票”者;乐平地方有“布店兼营者”;在南昌、上海有些钱庄因兼营米业又称“钱米店”。
明末,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此外,若干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等,在农村相当活跃。随着钱庄的发展、家数增多,到清朝各地先后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
宋代白银和物价
在宋代,白银不是流通货币,一般是制作成银器、首饰之类的商品。比如三佛齐贡方物,宋廷"赐其使冠带器币。还,赐以锦彩银器。"白银以银器的形式付给了三佛齐来使。
但在税收时,可以以银锭形式交付,比如来源于市舶的白银赋税"二千二百五十四两"。
白银与铜钱的比价是逐步上升的,从每两1贯持续上涨至2-3贯
北宋初期的米价大约在每石300文到600文之间,中期(仁宗年间)在600文到700文之间,南宋初期米价则在2贯左右。那么以此推算北宋末年宋徽宗期间大约每石1贯左右应该算比较合理的。如果按现今大米价格每公斤2.5元来计算,宋代一石大米59.2公斤合148元,也就是算1贯铜钱合148元人民币。
然后在和白银比,也就是说,大约一两白银能买大约60公斤米
宋代300多年的历史上,“以银计价”的现象由徼至显,逐步发展。北宋时期白银广泛用于与其他商品互换,但直接以银计价的记载,仍属于零星、偶然。
南宋时期把白银作为计价标准,用银计量多种商品价值、表现商品价格的记载大量增加。两宋时期白银的价值尺度职能,经历了100多年的孕育、积累,在南宋得到了初步发挥。一8691(2009)05?0129-05唐宋以降,白银在中国货币史、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日渐携茄上升,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不断加深。
学术界对宋代的白银使用及其与货币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但对宋代白银货币化程度的认识,仍存在不少争议和疑虑o。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宋代白银发挥价值尺度职能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以银计价”史料的挖掘、解读有一定局限,因而对白银发挥价值尺度的理解,仍有较大分歧⑦。本文拟在进?步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①如彭信威先生认为,两宋“白银只作大数目的支付。
不用来表示物价南宋流通银会子的区域可能是例外。但在全国看来,民间的日常交易,不用白银所以不能说是十足的货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334页)高聪明认为:“因为白银在宋代商品货币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宋代以后白银的货币化是从宋代开始的,白银货币作用的加强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67页、82页)。②较早从货币职能出发,探究中国古代史上以银计价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加藤繁博士。他在“《宋会要》还没有影印,其中的食货部分的埋激抄本也还没有带到日本来”,“《四库珍本初集》和《四部丛刊续编》等也没有出版.宋人文集类的利用很是不便”,资料的搜集“调查也很不够”的情况下(《南宋时代银的流通以及银和会子的关系》,《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88页),出版了《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书中就宋代以银计价方面,举出了3条用白银表示物价的例子,并据此认为唐宋时期金银均发挥了货币的作用,但毕竟用以表示物价的例子不多。此后,他“等到这些文献出版,就加反复地检查考察,结果,往往发现往年的研究有不完备不彻底的地方”。于1944年撰写了《南宋时代银的流通以及银和会子的关系》一文。但遗憾的是,在该文中他没有再按货币职能展开论述。国内学者中,马力先生《论宋代白银货币化问题》(《宋辽金史论丛》第l辑)一文,曾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白银的货币职能,并就价值尺度方面补充了两条重要史料,一条是南宋接待金朝辩液察使臣须招待顿食、点心,不吃饭则折钱,“若折钱,使副折银三两三钱,都管九钱一分,”另一条是隆兴初“客人于镇江算请钞一袋。合纳正钱通货钱一十七贯六百文足。只用银五两三钱,每两官价三贯三百文入中”。汪圣铎先生主编的《两宋货币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458页),专列“金银用为价值尺度”一目,共收录了5条史料,其中4条已见于加藤繁和马力的论述,另一条为黄金,并省去了上述马力使用过的南宋隆兴初镇江以银算钞的材料。收稿日期:2009?05--05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明城乡市场发展与货币流通格局的演进”(项目号:0505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文成(1966~),男,史学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129集中就两宋“以银计价”的史料作进一步索考、阐释,以期对深化宋代白银货币化的研究有所裨益。一、北宋时期的“以银计价疗由于“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银行家或汇率一样”?阳蜘,货币对于白银来说,不是一种天然属性,而是一种社会属性。因此,“货币做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21tpll2)。“以银计价”,即直接以银为标准,用白银计量商品和财富的价值,表现商品价格。这是白银履行价值尺度职能的主要方式之一,对探究白银的社会角色是否完成从商品向货币的转变,是否实现货币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查考有关文献,宋朝开国之初,白银即已用于与多种商品交换。如建隆二年(961年),宋廷“命左谏议大夫刘熙古诣晋州制置矾,许商人输金银、布帛、丝棉、茶及缗钱,官偿以矾”嘲'85翻。乾德二年(964年)宋廷榷茶,“诸州民有茶附折税外,官悉市之,许民于京师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榷务以茶偿之”旧沸56誊),等等。但是,在白银已参加多种商品交易的记载中,大多都没有留下“以银计价”的记载。甚至整个北宋时期,直接“以银计价”的例子,也为数不多。
据笔者所见,在一定程度上把白银作为财富计量标准的记载,较早的事例可能出现在康定元年(1040年)。当时淮南提点刑狱郭维奏称:“川峡素不产银,而募人以银易盐。又盐酒场主者亦以银折岁课,故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
而官得银复辇置京师,公私劳费。请听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给券受盐于川陕,或以折盐酒岁课。愿入钱,二千当银一两。诏行之。既而入银陕西者少,议盐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凤翔、永兴。”plof183誊)从这一记载来看:第一,由于川峡盐酒课税长期折征白银,宋廷为了吸引商人到京师和陕西并边州军入纳白银,把折征的课银作为标准,对愿入纳铜钱者,实行了按每两2贯的比例,折算应纳铜钱的办法。第二,“议盐百斤加二十斤予之”说明,在京师和陕西并边入纳白银的商人,可能是至四川运销食盐的商人,至少他们与盐商关系密切。
入纳白银,实质上是异地购买川盐。加盐之法,属于降低盐价、奖励商人入纳的措施。
于是,在白银与川盐之问,白银又具有了计量川盐价值的含义。尽管这可能是康定元年宋夏战争期间,西北和京师白30银紧缺条件下,宋廷临时采取的措施,且效果似乎不佳。
但应该说,白银已偶然地成为京师及陕西并边入纳铜钱、四川出售食盐的计价标准。此后,元丰三年(1080年)六月癸卯,三司在言及河北籴便粮草时称:河北籴便粮草改行见钱法后,又曾“别立草料钱,以银缩绢及茶本钱折”。但由于商人无利,“遂增草料虚钱”,并曾一度“以银、触、绢估直”嗍沸305翻。这里所增的草料虚钱,似乎与通过铜钱计价、以“银触绢及茶本钱”折价支付的草料钱有所不同。而且因为“铀绢本非河北商人所须”,实际用于“估直”??计量草料价值的,已有可能是白银。当然,在这里仍难以排除白银与草料均用铜钱“估直”的可能。
与前一事例相比,这已是40年后出现的情况,但“以银计价”的含义,似乎仍较为模糊。延至北宋末年,金人围开封,宋廷被迫承诺以巨额金银犒军。李若水在札子中记录了宋臣们对犒军金银的议论,称:“城下所许金银,臣等初不知其的数。既见馆伴说,乃知如此之多,遂痛言当初使人不量朝廷有无,胡乱许耳。今库藏已竭,那里得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金人曾有言:“若果是无时,以他物准折。”嘲55奄)从这条记载看,似乎金人已将白银置于价值尺度的位置上,把白银的数量作为计算标准,允许用其他商品折价充抵白银。而当汴京确实难以括出足够的白银时,金人的主张在汴京正式付诸实施:宋廷“又以象、玉、珠、犀、脑、麝、沈、檀之属,准折金帛之数”旧沸59暑)。李若水所记不虚,而“金帛”之数成为标准也确实发生了,白银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价值尺度的作用。与上述情况不同,北宋文献中白银参与交换,并在交换中与其他商品一道,用铜钱计价的事例,却不胜枚举。如景德二年(1005年)改茶法,实行的是“其于京师入金银绵帛直钱五十千者,给百千实茶。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如京师之制,而增茶十千,次边增五千。河东缘边、次边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陕西缘边亦如之,”四滞60.)。
这里无论宋廷出售的专卖物资茶叶,还是商人换取茶叶的金银绵帛,无一例外均首先用铜钱计价,然后互换。又如天圣四年(1026年)淮南制置发运使方仲荀与屯田员外郎辛惟庆奏准,将“闽侯官十二县共管官庄一百四。熟田千三百七十五顷八十四亩”,“估钱三十五万贯”,卖给二万二千三百名佃户时,明确规定既可“送纳见钱”,也可以用“但堪供军金、银、纳、绢依市价折纳,如愿一并纳足价钱,亦听从便”川c垤六三之一七五)。宋廷出售的官田,与佃户购买时付出的金银纳绢,同样首先用铜钱计价,然后互换。由此观之,北宋时期白银虽已广泛参与市场交换,可能零星、偶然地被用作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和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以银计价”的意义。但直接“以银计价”的记载有限,且有关事例发生时的背景也多少有些特殊。如果以此判断白银是否已履行价值尺度职能,确实显得依据不够充分。二、南宋时期的“以银计价”如果说北宋时期“以银计价”的事例较为少见的话,南宋时期的情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南宋后,有关直接“以银计价”的记载明显增加。其中,最典型的当数南宋购买广马的交易中,出现了长期持续地以银计算多种商品价格的记载。南宋初期,宋廷对马的需求剧增,广马交易空前繁盛,马价大幅度上涨,金银用量相应增加。但南宋初年市马所用钱物,遍及钱、帛、金、银、食盐等,既未专用白银,也未明确以白银计价。
可绍兴七年(1137年)后,买马仍用金、银、锦、绮、盐,而计量马价者已主要是白银。
此时每年虽用“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端,绮四百疋,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五百匹”。但“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土人云其尤驵骏者,在其出处或博黄金二十两”fsllvms--4研。至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命广西帅臣即横山寨市马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岁捐黄金五十镒,白金三百斤,锦二百,施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有五百匹,良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镒,他以是为差”嘴162锄。不仅市马数量不减,马价不减,只用银计马价,而且据周去非记载:“盐锦彩缯”等,也全部“以银定价”1孵帅。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广西市马发生了一些变化,且弊病不少,其主要变化和弊病是:原来“每与蕃蛮博易,则支与铤银。或要器皿,以铤银打造。今者多集银匠以铤银钰销,央入赤铜。元(原)法每盐一箩,计一百五斤,算银五两折与著蛮今则以二箩分作三箩,折银壹拾伍两。元(原)每马四尺一寸算银三十六两,每高一寸加一十两今市马作两样赤(尺)度等量,每银一两折钱二贯文足”7噼=之二七1。这说明,广马仍用银钱锦盐等交换,并以银计价,实际支付盐时,也统一以银计盐价。相应地,随马从大理国贩运而来的“长呜鸡”,也出现了以银计价的记载,“一鸡直银一两”[1011嘲。不仅如此,这条材料还说明,以银易马及由之而来的用银度量和表现马的价值,并非宋人从蕃部习得,不是宋朝辖区以外的影响所致,而是宋朝内部买马者率先用银计算马值及买马诸物之值。因此,宋廷买马用的是初具货币形式的“铤银”,而大理国的卖马者要的却是商品形式的银器,卖马所得的铤银常常要销铸为器。因此,大理国的马役所还干脆用铜铸成银铤形的“南部马市金一两”,用于度量卖马所得的金银的重量111删。除广马交易中持续用银表示多种商品价格外,南宋时期还出现了用银计粮价的记载。淳熙间(1174~1189年)“均州岁进贡银七百两,缘极边本非产地,往往运米麦于金州回易起发。每米一得银一两,岁以千为?纲,足充进贡”。可是,知均州张昌诗两年之间起4纲,用米麦5000,也只是完成了上供700两的任务。
于是言者奏论,使张昌诗降一官聊昭七二之霸五)。
显然,这里所说的卖米麦1得银1两,并不是记述一次具体的银粮互换,而是说每年都进贡白银,正常年景下l粮的价格为银1两。
以此计之,售千粮可得银千两,进贡700两耗粮5000,当然应予降官。铸钱用的铜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商品,宋廷至迟在哲宗时已用白银买铜,南宋时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国瞟472誊)、陶沸37翻。甚至将才从坑冶中炼出来的白银用于买铜,已成为南宋提点坑冶铸钱司增铜铸钱的经常性措施。在白银与铜的频繁交换中,用银计铜价已不可避免。
乾道九年(1173年)正月二十六日,权发遣处州姚述尧被旨措置银铜坑冶。
他上任后,对处州民自备工本开采的库山等矿,实行了“铜以工价收买”的办法。
其办法是收买铜时官府付出白银,并规定坑户“将净铜就官卖,约计工费”,“纳铜四斤,请官银一两”哪l宦目三之?穴,q。这里所说的显然不是一次具体的交换,不是一次4斤铜换1两银的具体事件,而是一条适用于收购所有铜料的规定,是宋廷向坑户正式公布的铜料收购牌价:收4斤铜,付“工费”银1两。银铜交换中,白银以一般等价物的身份,计量铜料的成本价格。更进一步,在铜钱仍旧是货币的情况下,白银与铜钱业已形成了兑换关系。因此,在银钱兑换中,甚至出现了用银计量铜钱的记载。如绍兴末年,宋廷曾批准湖广总领所“于二十九年四川发赴行在银内,截拨钱五十万贯,计银一十五万余两”n94t)。
宋廷须拨湖广总领的50万贯是钱,但用银计量,相当于白银15万余两。此外,民间用白银计价的事也更多地见于记载。如周密记载“长沙茶具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宋人131造海船,“桅梢之木日铁棱凡一合直银五百两”14?嗍)。又如“宜兴段承务,医术精妙”。
他看一次病开价是“五百千”,且不含药费。
看完病后患者“别奉银五十两为药资,段益索至百两,乃出药为治,数日愈”[15(171唧。显然,段承务的药用银计价,他与患者还就用银计量的药价,进行了讨价还价。更为重要的是,南宋时期白银还用于总计多种商品的价值。马力在《论宋代白银货币化问题》一文中,曾引用了南宋接待金使的各种饭食折银的例子,正属于这种情况。
周密在言及绍兴间(1131~1162年)宋朝向金人交岁币时也称:“自初交至结局,通支金人交币官吏糜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金三十五两,木绵三十六疋,白布六十二疋,酒三百四十石,共折银六百二十两。”:职)至少周密已在这里用银的重量来计量金、木绵、白布和酒的总价。无独有偶,当周密记及金朝使臣入宋后,宋廷支赐例物时,又一次称:“赐茶酒名果,又赐使副衣各七事,幞头牙笏一副共折银五十两。”-聊s师从文意来看,将茶、酒、名果及衣服、牙笏“折”为银者,不是周密,而是宋廷。
此外,《宋会要辑稿》中也出现了类似记载,而折为银的物资,包括了属于常赐的衣服、例物,有属于别赐的红锦、绫罗、透背、鞍辔、马、散马、绢、杂色裹绢、盖碗等等咧晡五t三五)。同样,宋朝民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如“绍兴二十二年,僧若冲住泉(州)之西山广福院。
中夜有僧求见,冲讶其非时。僧日:某贫甚,衣钵才有银数两,为人盗去”,珊,-)。这里的衣钵本不一定是银器,尤其是与“某贫甚”相连用,其意所指当是云游僧人的财产。因此,其随身携带的衣食之资及生活用具??衣钵,可用银计价,值“数两”。在《袁氏世范》中,袁采也告诫人们,“人有兄弟子侄同居,而私财独厚,虑有分析之患者,则买金银之属而深藏之,此为大愚。若以百千金银计之,用以买产,岁收必十千”prj蚴)。在这里,“若以百千金银计之”,似乎不仅仅是用银度量、表现家产的总值,甚至是用银计量铜钱一类“浮财”的价值。显然,进入南宋以后,直接“以银计价”的现象已不再是个别零星的偶然情况。
宋人文献中,无论是把白银作为计价标准,用白银计量多种商品的价值,还是直接用银表现商品价格的记载,都已大量出现。三、“以银计价”:一个由微至显的漫长过程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考释,我们清楚地看132到,宋代已较多地出现了“以银计价”的记载。特别是南宋时期,不仅在岭南与大理国的马市贸易中,长期以银计量马、盐、绢帛等多种商品的价值,在内地也用银计量粮食、铜(甚至铜钱)、茶具、木材、药品等商品的价值,还用白银总计多种商品的价值,甚至计量家财的数量。“以银计价”的史料并不像加藤繁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所举那么单薄,也不仅仅限于马力在《论宋代白银货币化问题》中所补充的两条。在此基础上,结合宋代银钱兑换关系形成、白银与绢帛及其他商品的区别日益凸显、白银逐步单独用于与商品互换等情况来看(t啊船嗍,在宋代的商品一货币关系中,白银的社会角色,已完成了从商品向货币的转变,货币化业已实现。此后的白银,已不再仅仅是普通商品,而且是一种特殊商品??货币。即使是以器饰形式存在的白银,也同时发挥着货币的贮藏职能,是一种处于贮藏状态的货币。如南宋都城“杭州大街,自五问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嗍唧凹。这类摆在铺席前的银器,主要用途已不是供人观赏的器皿,而是备客人兑换、算请茶盐钞的“看垛钱”。因此,宋孝宗时,辛弃疾面对“江右大饥”,“令尽出公家官钱、银器,召官吏、儒生、商贾、市民各举有千实者,量借钱物,逮其责领运籴,不取子钱,期终月至城下发粜,于是连樯而至,其直自减,民赖以济”烈第401卷)。庆元二年(1196年)陈谦在湖广总领的任上,也曾“抑损燕馈,器用崇奢者,还之金银,以市军储”田脚。
他们实际上已把金银器当成货币,并用于籴买粮食、“军储”,把具有货币贮藏职能的银器,重新投入流通。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从两宋时期“以银计价”的史料中我们还看到,北宋时期“以银计价”的记载较少,零星、偶然,且含义较为模糊。
南宋以后,不仅有关记载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涉及面明显拓展,含义更加清晰明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宋代“以银计价”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微至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白银曾经长期与绢帛、粮草、茶盐、犀象香药、土地田宅一样,作为普通商品,一道被广泛用于与其他商品交换。
但交换中用于计价的是铜钱,而不是白银。因此,成平三年(1000年)王禹偶说:“夫百货所聚,必有一物主之。金玉,重宝也,滞于流布粟帛,要用也,滥于湿薄。权轻重而利交易者,其唯钱乎。”阎第17卷)此后的康定二年(1041年),李觏在《富国策》中亦称:“珠玉金银,其价重大,不适小用。
惟泉布之作百王不易之道也。”1"2310916卷峰十对人们发现金银具有“以其器成而可革,革之而不耗也”的特性,上下追逐并广泛使用金银而价格上涨,甚至可能导致“官增其费,民坏其产”的问题,建议“明立制度,其用金银上下有等,多少有数,匹庶贱类,毋得拟”,以达到“金不可胜用”的目的嘲第16卷)。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白银的使用日益普及,但离“以银计价”还有较大距离。
即使出现“以银计价”的记载,也只能是零星偶然的现象,还不具有用银作货币的意义。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两条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记载。其一是熙宁十年(1077年),面对宋神宗“公私钱币皆虚,钱之所以耗者,其咎安在。”的问题,沈括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以金银作币材的建议。
他说:“古为币之物,金、银、珠、玉、龟、贝皆是也,而不专赖于钱。今通贵于天下者金银,独以为器而不为币,民贫而为器者寡,故价为之日轻。
今若使应输钱者输金,高其估而受之,至其出也亦如之,则为币之路益广,而钱之利稍分矣。”献第283韵尽管沈括的建议是否得以实行史料缺载,但至少说明当时人们已或多或少意识到了用银作货币的问题,预示着离经常出现“以银计价”的现象,已经不远了。其二是在沈括提出这一建议近100年后,乾道六年(1170年)时南宋官员认为:“楮币可行于无事之时,而不可行于有事之际。或边方有风尘之警,则楮币难行,银价增贵,见钱必出。以银代钱,无往不可”x食赞五六之七l。在经历了这样一个上百年的历程之后,在人们已认为楮币难行时“以银代钱,无往不可”,白银与铜钱之间,已到了难分彼此的地步。宋人“以钱计价”之外,出现大量“以银计价”的现象,至此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此,两宋时期“以银计价”的出现。经历了一个长期积累、由微至显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北宋时期主要属于孕育、积累阶段,“以银计价”开始萌芽,尚不够明显。
但正是经历了北宋时期的孕育和积累,南宋时期“以银计价”较多出现,宋人已开始把白银作为标准,用它来计量商品和财富的价值,表现商品的价格。仅仅从北宋“以银计价”史料不多而否定宋代白银货币化,与忽视白银货币化漫长的前期积累,仅仅以南宋史料说明整个宋代的白银货币化,似乎都难免有失偏颇。
唐宋货币发展情况
唐王朝建立后,较有政治眼光的统治阶级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闷丛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确立了国家铸币冲缓的法币地位。与此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散罩模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就货币制度本身而言,存有明显的缺陷:多元的货币形态不但必然会造成其内部复杂多变的比价问题,容易引起货币流通的混乱,而且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和排他性是相矛盾的。马克思指出:“两个排斥其他一切商品的商品,彼此也是互相排斥的……全部的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是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又说:“价值尺度的职能同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不相容的”。钱帛兼行制乃是多种商品依法充当货币,造成了法币的多样化,其内部的矛盾冲突自然更加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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