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油期货事件 中航油事件交易策略
东航的航油期货套保谁能解释一下
[理财案例分析]套期保值成功须坚持三原则
2008年，巨幅波动的资本市场给所有的参与者都上了一堂风险教育的金融课。在商品牛熊行情“过山车”般的这一年，多数现货企业都出现了亏损，但也有套保企业实现了盈利。
在国内市场套保成功的保值案例告诉我们：只要遵循三大原则，即对大势判断清晰，保值逻辑正确；净头寸掌握适度；套保提前量把握恰当，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行情，企业都可以有效规避价格变动风险。
要想取得更好的套期保值效果，就要摒弃“商品数量相等”原则，在大势判断准确的情况下，在期货市场上建立与现货库存不对等数量的头寸。
传统套保概念缺乏制度规范和保值细则
套期保值也有人译作“对冲交易”，其目的就是规避现货价格波动风险李粗前。传统的套期保值是指生产经营者在现货市场上买进或卖出一定量现货商品的同时，在期货市场上卖出或买进与现货品种相同，数量相当，但方向相反的商品期货合约，以期在未来某一时间通过买进或卖出相同的期货合约，对冲平仓，结清期货交易带来的盈利或亏损，以此来补偿或抵消现货市场价格变动所带来的实际价格风险或利益，使交易者的经济收益稳定在一定水平。
然而，套保失败的案例告诉我们，这个传统的套期保值概念，误导了许多积极参与套期保值的企业。传统意义上的套期保值概念既没有制度规范，又没有保值操作细则，这样粗线条的套保思路已不能使企业有效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相反，还将这些企业推到了“摸着石头过黄河”的危险队伍中。
大势把握错误、保值头寸失当导致保值失败
让我们来分析发生在2008年的四个不同的套期保值实战案例。
在保值亏损的案例一中，虽然广东那家保值企业完全遵守了传统的套期保值原则，但因为企业对大势判断失误，在现货价格相对于目标保值期货价格已经产生较大价差的情况下，依旧采用1：1的保值方案，结果造成没有对所有现货进行有效保护。
案例二中的天津某企业则表现出对大势把握比较准确的操作思路。当时，油脂价格处于上升势头中，现货销售比较容易，该天津油脂企业在期市上建立了小于现货库存数量的空头头寸数量。由于没有建立完全数量的保值，企业在期市的亏损小于现货市场上的盈利，从最终的保值效果看，企业实现了盈利。
在案例三中，山东某企业虽然对大势把握准确，已经认定了熊市的到来，但因为他们仅对60%的库存数进行了期市上的空头保值，再加上当时处在价格加速下行时期，现货销售比较困难，使得另外40%的库存处于敞口风险当中，期市上的空头头寸只给企业规避了部分库存风险，最终企业出凳迅现了不应有的亏损。
在避险成功的案例四中，河北的这家企业不仅看准了走熊的大势，而且在期市上建立了大于现货库存的空头头寸，企业在当时市价销售库存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能在两个市场同时进行交易了结，以低于市价将库存逐步消化，结局比较完美，除去两市盈亏相抵的部分，企业在期市上建立的超额部分保值头寸给他们带来了超额收益。
保值成功三要素：大势方向、提前量、净头寸
不难看出，案例四属于成功保值案例，其成功经验有三点：企业对大势判断清晰、保值逻辑正确，行动有提前量，保值净头寸合理。特别是净头寸合理保证了套保最终实现了盈利。
因此，我们探讨的期货保值新定义可以包括三个方面，也可称之为保值成功三原则：
一、大势逻辑原则。是指对当前的大势有正确的判断，保值的逻辑正确；
二、净头寸原则。以企业参与卖出套期保值为例：在大势为牛市中，企业在期货市场上卖出保值的数量小于其当时的库存量，这样使得企业的净头寸(库存数量—期货头寸数量>0)为现货净多。在大势熊市中，企业在期货市场上卖出的保值数量大于其当时库存量，即企业的净头寸(期货头寸数量—库存数量>0)为期货净空，这样，由于企业持有大于其库存数量的期货空头头寸，在期市上的盈利远大于现货市场上的亏损。净头寸的确立，既是对传统保值理论的突破，也是新保值理论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所在；
三、提前量原则。前提是企业在大势判断的基础上，采购量随之进行变化，进而在期货保值上也哪清进行相应调整。如果认为价格将上行，那么，企业可采购未来更长时间需要的货物，同时提早进行期货保值；认为价格下行则相反。等到保值急迫的时候，很可能保值的机会已经丧失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对于参与保值的现货企业来说，保值逻辑、提前量和净头寸这三大因素在企业进行保值过程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做期货常常被市场认为是投机行为，但其实仅仅从事现货交易也是一种投机。我们认为，面对动荡起伏的商品市场，现货商们只要牢牢把握住这三大因素，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行情，企业都可以有效规避价格变动风险，保证企业获得稳定盈利，甚至取得超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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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油案例, 从内控角度分析
二、原因分析
(一)控制环境失效
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决定其他控制要素能否发挥作用，是内部控制其他因素作用的基础，直接影响企业内控的贯彻执行，是企业内控的核心。中航油事件正是由于内部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外部治理对公司干涉极弱导致的。“事实先于规则”，成为中国航油(新加坡)在期货交易上的客观写照。中国证监会的监管人士向媒体透露了这样一个经过：中国航油(新加坡)在2001年上市后并没有向证监会申请海外期货交易执照，后来空察证监会看到其招股书有期货交易一项，才主动为其补报材料。中航油用新加坡上市公司的身份为掩护同国内监管部门展开博弈，倚仗节节上升的市场业绩换取控股方航油集团的沉默，从而进入期货和期权业务；而监管方对此不仅没有追究到底，还放任其“先斩后奏”的行为，直至投机和亏损的真实发生。而中航油的董事会更是形同虚设，普华永道对公司董事会成员、管理层、经手交易员进行详细问询，出具了详细的调查报告。透过当事人之口，中航油(新加坡)这家一度被认为是“样板”的海外国企，内控混乱不堪、主事人不堪其任、治理结构阙如纸上谈兵。
(二)风险意识薄弱
中航油内部的《风险管理手册》设计完善，规定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各级管理人员的权限，通过联签的方式降低资金使用风险；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风险管理软件系统将现货、纸货和期货三者融合在一起，全盘监控。但是自2003年开始，中国航油的澳大利亚籍贸易员Gerard Rigby开始进行投机性的期权交易；陈久霖声称，自己并不知情。而在3月28日获悉580万美元的亏损后，陈久霖本人同意了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Cindy Chong和交易员Gerard Rigby提出的展期方案。这样，陈久霖亲自否定了由他本人所提议拟定的“当任何一笔交易的亏损额达到50万美元，立即平仓止损”的风险管理条例，也无异于对手下“先斩后奏”的做法悔闹给予了事实上的认可。
(三)信息系统失真
中航油(新加坡)通过做假账欺骗上级。在新加坡公司上报的2004年6月份的财务统计报表上，新加坡公司当月的总资产为42.6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11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73％。长期应收账款为11.7亿元人民币，应付款也是这么多。从账面上看，不但没有问题，而且经营状况很好。但实际上，2004年6月，中航油就已经在石油期货交易上面临3580万美元的潜在亏损，仍追加了错误方向“做空”的资金，但在财务账面上没有任何显示。由于陈久霖在场外进行交易，集团通过正常的财务报表没有发现陈久霖的秘密。新加坡当地的监督机构也没有发现，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还被评为2004年新加坡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就被陈久霖以做假账的方式瞒天过海般的掩盖了这么久，以至于事情的发生毫无征兆。
(四)管理失控，监督虚无
中航油(新加坡)董事兼中航油集团资产与财务管理部负责人李永吉身，没有审阅过公司年报。其次，即使李永吉想审阅年报，也有困难。因为身为海外上市公司董事，他英语不好，所以不能从财务报表中发现公司已经开始从事期权交易。荚长斌兼任中航油(新加坡)董事长及中航油集团总裁。他强调，由于中航油集团并没有其他子公司在中国以外上市，所以董事的职责对他而言是不熟悉的。他指出，直到2004年11月30日，董事会一直都没有对陈斗前茄久霖有“真正的”管辖权。与李永吉一样，荚长斌声称，语言障碍使得他对中航油(新加坡)缺乏了解和监管，而且，尽管身为中航油(新加坡)董事长，他的财务信息却来自位于北京的中航油集团财务部。同时，由于监事会成员绝大多数缺乏法律、财务、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监事会的监督功能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内部审计平时形同虚设，这种监管等于没有。在经营过程中内部控制失效、董事会和监事会监督功能虚化、缺乏必要的内部审计，中航油的悲剧就这样产生了。
三、思考
中航油事件给大型国有企业敲响了警钟。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企业的重视。中航油内部控制的失败，更是引发了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新思考：
(一)必须健全管理机构，理清管理职责。
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经营管理者实质上拥有了企业控制权，由此管理者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监督评价自己，势必产生滥用职权、牟取私利、独断专行等后果。对内部控制而言，一个积极、主动参与的董事会是相当重要的。如何实现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监督，是企业日常监督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只有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和潜能，股东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利益才能真正受到保护。
(二)应从细节控制转向风险管理。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及企业内外部的各种风险因素。制定风险管理目标是控制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企业要在整个组织内部制定协调一致的目标，找出企业关键性的风险因素，进行风险评估，设置关键控制点。由于有限的管理资源和可观的控制成本，使得企业的精力不能放在所有的细枝末节上，所以，就要求董事会和管理层特别重视可能发生重大风险的环节，且将风险管理作为内控的最主要内容，从而提高决策者判断、控制和驾驭风险的能力。
(三)应从关注内控建立转向内控运行和评价。
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设计内控时，也是花了相当大精力的，但在如何保证实施制度方面，却缺乏应有的措施。因此，内控必须要有一个监督机制来促使它的执行。内部审计是企业自我独立评价的一种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本身在企业中不直接参与相关的经济活动，处于相对独立的位置，但同时又处在各项管理活动中，对企业内部的各项业务比较熟悉，对发生的事件比较了解。公司的内部审计直接对董事会负责，任何重要的审计决策都经董事会批准。这既保证了公司内部审计的相对独立性，又保证了其权威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内审部门通过对内控的审查和评价，可以从中找出控制薄弱点，发现内部控制不尽完善和执行无力之处，进而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以监督其他控制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执行。
(四)内控的对象应从基层转向高管。
中航油事件的致命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个人权力过大，缺乏对个人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管，使得个人凌驾于制度之上，制度得不到执行。一个表面看起来制度规章明确、组织健全、人员齐备、技术先进的内控或风险管理体系，其在实际运行中能否有效管理风险和防止重大损失的发生，关键在于高层领导在这个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内控的首要责任主体和最基础的推动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所拥有的绝对权力，所以高层领导必须纳入到以相互检查和权力制衡为基本原则的整个内控体系中，成为控制和约束的重要对象。否则，高层领导将具有超越内控约束的特殊权力，从而导致整个内控或风险管理机制形同虚设，从根本上丧失有效性。
中航油事件体现了哪些金融风险类型
中航油事件发生后，人们最先想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规模如此之大的损失?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中航油公司难道没有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如果有，中航油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导致如此巨大规模损失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这么大的损失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公司在损失逐步增加的过程中为何没有及时采取止损措施?这些疑惑本质上反映了风险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我国监管机构只批准少量企业从事以套期保值（即对冲风险）为目的的国际衍生产品交易，中航油即是一家为中国航空业进口油料并被监管机构许可从事石油套期保值衍生产品交易的公司。中航油从事的交易是如何由石油价格套期保值走向了石油价格投机的呢？为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市场经济中投资和风险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对冲与投机的区别。
近一二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上因从事衍生产品交易而发生巨额亏损的事件屡屡发生，从英国巴林银行、日本大和银行到美国橙县和我国的中航油，有些人对衍生产品已经谈虎色变。面对这些惨痛教训，我们今后还能否继续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上茄闭的衍生产品进行套期保值和管理风险？国内金融市场还能继续开设和发展衍生产品交易吗？由此我们将审视风险管理的另外一个基本问题，即衍生产品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中航油事件与英国巴林银行、日本大和银行和美国橙县事件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事件的主角都曾经有过辉煌的业绩，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大和银行的井口俊英和美国橙县的罗伯特·西特罗恩在事发前都是经验丰富、业绩突出的交易高手，被市场誉为“明星交易员”。尽管中航油的陈久霖在衍生产品交易上还算不上“明星交易员”，但近年来也是颇为风光的“明星企业家”。然而，这些“明星”最后都成为了国际金融市场上著名的“流氓交易员”。为什么闯大祸的往往都是“明星”？这种现象对企业风镇伍险管理工作有什么意义？对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另一个问题，即如何认识风险的双侧御纳或性和管理“明星”风险。
关于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问题
作为在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上市的现代公司，作为少数几个被批准具有从事海外衍生产品交易资格的国有企业，作为在国际能源产品市场上代表中国的重要交易商，中航油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内部控制架构。既设有风险管理委员会，也配置了专职的风险经理和风险管理主管。对每个交易员的亏损限额都有明确规定：凡损失2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都要提交给公司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评估；累计损失超过35万美元的交易，必须得到总裁的同意才能继续；任何将导致50万美元以上损失的交易，公司内部控制系统将自动平仓。据报道，中航油只有10位交易员，即便按照10位交易员同时亏损最大限额计算，整个公司的最大损失也不应超过500万美元。然而，中航油最终的实际损失达到内部控制机制设定限额的100多倍，可见其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显然早已沦为地地道道的“花瓶”。
现代风险管理有两条基本的原则：一是风险管理自上而下的原则；二是风险管理独立并建立在良好公司治理架构基础上的原则。前者认为风险管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强调的是公司高级管理层在风险管理方面的首要责任，他们负责在整个公司范围内自上而下推动风险管理，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风险管理的责任也越大，更重要的是，高级管理层本身也应该成为风险管理的对象和重点。后者认为，在股东所有和经理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中，风险管理应该独立于具体承担风险的经理和业务部门，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要直接向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汇报。这是因为，在市场中承担风险的经理可能由于多赚钱拿到更多奖金，赔钱则由公司（股东）承担。这种不对称的风险激励而使得经理们具有承担高风险的偏好，自我控制风险的动力减弱。中航油总裁陈久霖在新加坡以年薪高达300多万美元而被誉为“打工皇帝”，而他给公司造成的5.5亿美元的损失却只能由公司的股东承担。因此，如果中航油的风险管理系统能够真正独立于“打工皇帝”陈久霖并将公司的风险承担和遭受的损失及时反映到董事会，中航油的损失料定会受到有效的控制。当然，中航油董事会也必须达到服务于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的良好公司治理的要求。
中航油风险管理技术手段和系统最终沦为“花瓶”，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内控制度的失效使得任何技术方法的有效性失去了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二是衍生产品交易由对冲风险的手段逆转为承担风险的投机甚至赌博的工具。中航油事件充分显示了内控制度有效性对现代风险管理技术和方法有效性的基础保障作用。正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基于国际风险管理最佳做法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倡导内部评级等高级风险量化方法和认可衍生产品等风险缓释技术的同时，提出了采用这些方法的制度条件，即必须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操作风险管理体系。
对冲与投机的区别
投机和对冲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两种风险交易行为，但二者在概念上具有本质差异。前者的本质在于投机获利，是交易者基于对某种产品价格走势的预测，采取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基本策略，以期获取投机利润。投机本质上是以盈利为动机的风险承担行为。对冲交易的本质在于降低甚至消除风险，是交易者针对某种风险已经在其他资产或业务（通常被称为基础资产或标的资产）中已经存在的情况，采取反向的操作方式将风险抵消，从而使被对冲的基础资产或业务的未来价值和成本支出控制在所希望的水平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套期保值。例如，以进口航油为主营业务的中航油公司在国际油价高涨时面临进口成本上升的风险，因而具有套期保值的需求，可以选择买进石油期货或看涨期权，一旦石油价格上涨，买入的石油期货或期权所实现的盈利便可以抵补进口现货石油的成本上升。
尽管对冲和投机在理论上有本质区别，但实践中二者的差别往往只有一步之遥，甚至模糊难辨。对冲是两笔交易的组合，是对冲交易与基础交易风险的冲抵，如果基础交易不存在，衍生产品交易就成了以承担风险获取收益为目的的投机交易。比如，如果不是为了对冲进口石油面临的油价上升的风险，或者没有对进口石油套期保值的需求，单纯的期货交易就是一种投机获利行为。在5％的保证金制度下，5.5亿美元亏损意味着中航油的衍生产品交易规模至少高达110亿美元。以每桶50美元强行平仓价格计算，这相当于中航油要购买3000万吨燃油现货。但实际上中航油所供应的91家机场全年仅有500万吨航燃油需求。由此可见，中航油的石油衍生产品交易已经远远超出了套期保值的范围，成为了纯粹的投机行为。
投机和赌博是市场经济中最容易让人们混淆的概念和行为。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对风险的承担和对盈利的追求。但前者在市场经济中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以承担风险换取收益的投资行为。作为投资者的投机者，其所追求的盈利在理论上表现为风险溢价，即所投资产品的预期收益率高于无风险收益率的那部分。然而赌博本质上偏离了投资的范畴，赌博者所追求的是缺乏科学投资分析的某种极端盈利，这种盈利目标的实现通常只能凭借运气，但其结果大多是血本无归。
我们可以假设，中航油在建立空头仓位的初期还可能本着投机的心态，对世界石油市场的供求基本面和油价历史数据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并得出了油价下跌的预期。但随着油价的上涨，损失的积累，中航油试图加注扳本的赌博心理替代了最初的投资性投机心理，甚至在损失数亿美元的情况下竟然冒着被指控内幕交易的风险将公司15％的股票出售换来1亿多美元继续维持陷入巨额亏损状态的仓位。至此，中航油早已忘记了投资性投机所应该遵守的多样化分散风险、交易止损限额等风险管理规则，其石油衍生产品交易事实上已经演变成为一场空前的“石油豪赌”，一场资金实力的对决。不幸的是，它遇到的对手恰恰是具有雄厚资金实力和丰富对决经验的国际对冲基金。
衍生产品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经济，市场价格——包括商品、汇率、利率和股票价格——总是不断波动的，而衍生产品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市场参与者以对冲风险的方式提供套期保值的工具。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既可用于套期保值来降低风险，也可用于投机获利从而增大风险。近二三十年来，金融衍生产品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在风险加剧的环境中广大市场参与者普遍的风险管理需求，而并非少数市场参与者的投机获利需求。在国际上，衍生产品用于对冲风险和套期保值是受到普遍认同和鼓励的，而用于投机获利则常常受到严格限制和监管制约。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开放和市场化，衍生产品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一方面，随着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增加，以及国际投融资规模日益扩大，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价格风险、汇率风险和国际利率风险等也在不断加大，我们应该学会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上各种衍生产品来管理这些风险，否则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必然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国内市场由于缺乏对冲机制而给投资者管理风险带来的局限日益明显，近些年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呼声不断，加快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已成为市场经济深化的必然需求。
国储铜事件的事件经过
2005年11月初，国际市场盛传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下称国储）将释放五万吨库存的消息，随后，一向低调的国储突然亮出手握130万吨铜的“家底”，如此反常举动引起种种猜疑。几天后，外电报道了代表国储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从事铜交易的交易员刘其兵神秘失踪的消息。国储做空被套的盖子由此揭开。国际炒家穷追不舍，国际铜价屡创历史新高。这场悲壮的厮杀至05年年底尚未结束，穗芦唯但结果早已经注定……谁能想到，在2005年的岁末，很少抛头露面的国储会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由于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期铜交易中被套大量空单，浮亏严重，加之操盘手刘其兵神秘“失踪”，下落不明，国储被全世界的媒体推到了聚光灯下。回顾过去，面对尚未愈合的伤口，人们的内心依然在隐隐作痛：株冶事件，3天内亏损1亿多美元；中储棉事件，亏损约6亿元；中航油事件，亏损5.5亿美元……国储铜事件，损失已经难以避免。许多人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受害的又是中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太多的问题需要反思。然而，反思的声音依然微弱，人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推卸责任的借口，其中还包括许多乐观而离奇的论调。如果带着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去面对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国储铜事件绝非最后一幕悲剧，国际炒家的魔咒还将降临到我们头上，给我们带来新的痛苦记忆。从株冶事件到这次的国储铜事件，笨拙而愚蠢的交易技术是中国企业屡屡被国家炒家围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得不感叹：我们的企业显得太稚嫩了。比如，在风险控制方面，在发达国家成熟的期货市场，风险控制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系统，即便是像索罗斯、巴菲特这样的大鳄，也无不视风险控制为第一生存要素。然而我们却截然不同。有媒体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国家物资储备调剂中心最先有一个交易团队，后来主要由刘和另一个交易员从事交易，此后这位交易员被调离岗位，刘遂成为惟一的交易员。谁能想到，中国数亿资金，竟然掌握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中？谁能保证一个冲动的年轻人不会因为和女朋友吵架而在期货市场上赌气？这意味着，我们的风险控制系统不是太小了，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也正因为没有风险控制，导致刘其兵在9月下的了8000手三月期铜空单，一直都没有止损。其实，从“株冶事件”事件开始，中国的企业就一再重复同样的悲剧：没有风险控制，不懂得止损，最后将自己逼上断头台。不仅风险控制没有建立，我国的企业在应对危机方面的手法，同样显得拙劣不堪。空单被套，国储局在北京拍卖储备铜以压低铜价，然而，国储在拍卖铜时，一反过去的低调，变得大张旗鼓甚至声嘶力竭，还故意猜培透露出库存铜130万吨。结果，被国家炒家解读为虚张声势、心虚。更令人费解的是，在第4次拍卖铜的时候，上海、宁波储备铜底价一下上升至39000元/吨，拍卖底价刚一公布，马上带动了沪铜期货上涨。国储抬高拍卖价格，看起来是多挣了一点，但因此给多头助了一臂之力，而且，令国内对铜有需求的企业雪上加霜。那么多钱都赔进去了，还在这点蝇头小利上计较什么呢？令人担忧的是，国储选择展期的做法，竟然受到一些媒体的推崇，乐观地评价此举有可能让国储大赚一笔，如此无知无畏的心态，如何能感受到危险的临近，又如何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呢？不要忘了，在中航油事件中，陈久霖就是由于展期将亏损成倍放大，从潜亏580万美元翻倍亏损到了5.5亿美元，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的！国际炒家这次会让国储幸运地从他们的口中逃脱吗？与国际职业的炒家相比，我们的企业不仅显得幼稚，也显得可怜，根源在哪里呢？这跟中国在期货市场上的保守政策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既限制国内企业到境外从事期货交易，也限制国外公司在中国从事期货交易，这不仅使我们的企业缺少在期货市场上接受锻炼的机会，也使他们养成了依靠“超前”信息鱼肉散户的恶习。有人评价我们的这些企业：内在内行，外在外行。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宗商品方面，中国虽然是消费大国，却由于期货市场不开放，无法形成公平而充分的竞争，也无法形成令西方国家认可的定价体系，导致我们在石哗瞎油、金属等基础商品上没有定价话语权。或许，有关部门是担忧中国的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容易被国家炒家狙击，故而加以了严格的限制，但现在看来，这种约束是无效的，要不也不会连续上演“株冶事件”了？既然限制是无效的，何不逐步开开放中国期货市场，让企业在开放的期货市场的博弈中逐渐成熟起来？而且，一旦我们的期货市场真正成为国际性的博弈场所，那么，靠着国家第一买家这个强大优势，我们将有机会逐步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话语权。进而，我们将在国际市场上把握主动，在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上摆脱处处受外国牵制的被动局面，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跨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开放期货市场，使中国的期货市场尽快与国际接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
